中国欧盟经理人协会 EU-China Managers Association

汤姆•莫雷是欧洲最活跃的私募股权公司可再生能源团队的负责人，他在接受谭•科普塞的采访时，谈到了经济衰退时如何融资，如何对变化中的法规作出反应，以及如何进入瑞典市场。

汤姆·莫雷是西欧可再生能源市场的顶尖投资者，在可再生能源和常规能源项目上都有丰富的经验。他现在为英国的私募股权企业HgCapital公司工作，手中掌握着高达3.03亿欧元（3.89亿美元）的欧洲可再生电力项目基金。



谭·科普塞（以下简称谭）：作为一个开场白，请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工作内容。

汤姆·莫雷（以下简称莫）：2002年，HgCapital将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定为主要的投资方向。我们对这一部门进行了研究，决定向风能、太阳能和小水电等成熟技术的部署方面进行产业规模的投资。我们得出结论：有形资产的拥有将给投资者带来最好的风险调整收益。我们的投资者主要是来自欧洲、英国和美国等全球各地的养老基金，各国政府从很早之前就在努力吸引它们进入这个部门，以实现低碳能源的未来。

谭：你能举一个关于成功经验的具体例子吗？

莫：最受到认可的投资项目是哈瓦斯纳斯，这是瑞典最大的陆上风能发电场，正是它开创了瑞典风能部门项目融资的先河。哈瓦斯纳斯目前已经实现并网发电。

实际上，斯堪的纳维亚所有的发电产业，无论可再生还是常规的，都曾经全部属于Vattenfall（瑞典）、富腾（Fortum，芬兰）和StatKraft（挪威）等国有公司。我们进入了一个没有此类项目长期银行融资先例的市场。瑞典还有一个新的支持系统，即以英国模式为基础的绿色证书体系（这是一个国家交易机制，用认证书证明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的买卖情况）。

我们必须对绿色证书市场进行彻底的研究，这项工作之前做的并不充分。我们进行了发展预测，并探究了价格制定的来源。我们争取了北欧电力交易所（Nord Pool ）的电力资源，这个交易所使得电力生产商和零售商能够在这种难以捉摸商品上获得稳定的价格。在英国，公用事业公司将和可再生能源企业签署15年的电力收购协议，但瑞典则不同，企业只能奋力挤入北欧电力交易所的市场。

我们必须和伙伴通力合作才能进行这项非常复杂的的建设。这个拥有48台风力发电机的项目位于一个非常偏远的森林地带，为此我们修建了50公里地方公路、铺设了35公里地下电缆，并架设了20公里地面高压线。为了与高压电网相连接，我们还修建了一座大型变电所，每座风力发电机下面都埋下了重达700吨的水泥基座。所有这一切都位于瑞典中部茂密的森林腹地，如果有人受伤的话，救护直升机要飞两个小时才能到达。在一个如此偏僻的地方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基础设施。

很多人都认为修建风力发电场非常容易。这完全是一种“即插即用”式的想法。建设的复杂程度是你难以想象的。我们必须把所有因素都考虑进来，必须把银行拉进一个从不知道项目融资为何物的部门。然而我们只用了大约四个月就搞定了一切，这实在是一种破天荒似的创新融资。项目经过为期两年的建设，在7月9日按照预算交付使用。现在它已经开始运营，我们也开始盈利。这是可再生能源产业如何从小产业走向更大、更成熟的一个鲜明例子。

谭：近两年全球的经济状况非常艰难，而可再生能源的预付成本比传统能源形式要高得多，请问你如何在经济衰退中实现项目的融资？

莫：在我们看来，我们在经济危机期间的融资与平常并无区别。我们注意的焦点总是放在最高质量的项目上。我们不想冒技术风险，也不打算使用最大的风力发电机。我们寻求的是对更好的能源进行投资。所以我们不会在德国做太阳能，尽管那里的上网电价非常优厚，但却没有很好的光照。我们认为项目长期的价值还在于资源，不管是风能、太阳能还是水能。所以我们的着眼点是对更好的资源投资，并尽可能把最好的设备用在这里。

我们一向的做法就是进行相当保守的金融和合同架构，以便减小和分散风险。比如，在瑞典风力电厂的建设过程中，主吊车（重700吨，高120米）连根翻倒在路上，这究竟是由于驾驶员的失误还是道路塌陷已经无从考究。全欧洲只有三台这样的吊车，好在我们与一家承包商有协议，因此得以在短短三星期内让另一台吊车赶到现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你不可能在十二月的瑞典进行风力发电机的安装，必须在夏秋两季完成。

只要有了质量的保障，就永远不怕没有融资。

谭：很显然政府政策和法规对这个产业来说非常重要，这对你们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莫：无论可再生能源、常规能源、石油、天然气还是核能，整个能源部门都是政策驱动的，也都受到补贴。如果你在这个产业有多年经验，就会明白必须和政府及政治家建立起稳定的关系。政策总是在发展的，因此我们如今看到的这些变化并不会对我造成多大困扰。

在开始投资之前，你必须弄清目前可再生能源和低碳政策的目的何在。这个目的是双重性的。首先，要在争取进行常规电力定价的同时，给予可再生能源一个市场份额和发展空间。其次，要把这个产业提升到产业化水平，以降低其生产成本，使其具有竞争力。如果你能按照真实成本对常规电力进行定价，再参照这一价格降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到某个点上使两者能够会合，这样就不用再对可再生能源技术进行补贴了。

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但如果我们看一下太阳能光伏产业的例子，就能看到切实的希望。德国、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稍微弱一点），都表示要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它们期待这一产业带来的就业、生产的繁荣，期待规模的扩大，期待更多太阳能发电的入网。那么它们怎么做呢？做法就是推出鼓励政策。而收到的效果就是产业热烈的回应。过去几年中，太阳能光伏产业的生产能力和效率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增长，我们看到了太阳能薄膜和多晶硅电池板的繁荣。这一切促使太阳能电池的价格在过去两年半中下降了60%，未来两到三年还有望再下降20%到30%。按照这一趋势，政府绝对可以开始下调太阳能发电的价格，因为预付资本成本已经实现减半。这就是这一政策发挥效用的方式。

谭：你在全世界的能源市场都有丰富的经验。请比较一下在欧洲投资和在美国中国有什么不同。

莫：我们就拿美国西欧和中国拉丁美洲以及其它新兴市场作比较。在权利的可执行性、法规的稳定性、市场对外国投资的开发性以及对外国投资的尊重上，欧洲和美国具有比较好的传统，而其它市场通常是没有的。但很明显一些国家在不断改善。中国曾经做过对外国投资有损害的事情，拉丁美洲也承诺要维持电力行业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但常常无法实现。

我真正能够进行比较的是欧洲和美国。美国喜欢通过减税的方式来促进投资，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部门。因此它的鼓励机制通常以税收抵免的方式出现，刚刚又增加了补助金的方式，因为能使用税收抵免的人寥寥无几。

欧洲的补贴方式是账面上的，即生产者获得更高的电价收入；美国的补贴则是账面下的，即电价不变，但政府减少对生产者的税收。

这其中的意思就是由于税收抵免体系的运作方式，美国能吸引的潜在资本来源比较少。要想利用税收抵免的优势，你必须成为美国收入税的纳税者，必须有缴税收入来充抵税收抵免的金额。这正是为什么AIG、互助人寿保险公司甚至高盛等大型金融企业都拥有风力发电场，就是因为它们可以用税收抵免来抵消投资银行或者保险收入（要缴的税款）。

这同时也意味着包括养老基金在内的常规投资市场的更多成员无法在美国投资，因为它们并不在美国付什么收入税，税收抵免对它们没有任何意义。通常外国投资者在美国的缴税收入非常少，因此这个体系对它们也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在欧洲，由于政府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补贴通过提高收益的方式实现，所以就拥有更广泛的投资来源，包括养老基金、个人资本、企业资本和公用事业等等。换句话说，欧洲可以获得的资本来源要深得多，广得多。


谭·科普塞，中外对话发展主管。

汤姆·莫雷，HgCapital公司可再生能源团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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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求建立低碳经济的道路上，中国正设法为绿色计划融资，曾刚概述了最新的发展情况。

回顾人类经济史，重大的技术创新和经济转型总少不了金融因素的支持。从技术创新所需要的资金，到为创新提供有效的激励，金融的介入可以大大加快创新和转型的进程。我国减排目标的实现以及低碳经济的发展，自然也少不了金融的支持。从过去一段时间的实践来看，已有很多金融机构开始涉足到低碳技术开发领域，此外，排放权市场的发展，也为低碳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提供了一定的激励，并吸引了相当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其中。所有这些金融创新，在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大致说来，围绕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创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现有市场环境下各种绿色信贷创新；二是在排放权交易基础之上的各种金融创新。

从第一个方面看。在目前市场环境下，许多节能减排的项目和技术开发（如新能源等）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并具有一定的市场盈利前景，或者，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下（主要是风险分担机制设计），具有一定的赢利前景。金融机构会愿意积极参与其中，提供资金支持。商业银行目前该领域的主要参与者，也由此产生了目前“绿色贷款”的概念。这类贷款，由于商业上有盈利前景，因此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

低碳金融创新第二个方面的发展，则与排放权交易的产生有关。这样一种市场设计，在不改变原有的生产范围和生产性质的情况下，使降低碳排放不再只是企业的一种社会责任，而变成了一个可以获利的能力和资产。这为企业采用低排放生产技术提供了激励，由此也催生了一系列的相关金融服务需求，吸引了相当多的金融机构加入。目前，包括排放权交易所、各类政府基金、投资银行、私募股权投资、商业银行以及保险公司等在内的众多金融机构，都是该领域的积极参与者，并大大推动了相关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如排放权的衍生产品交易、与排放权交易挂钩的结构金融产品，等等）。到2008年底，全球排放权交易规模已经超过1200亿美元，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大宗商品市场，短短几年的时间，发展蔚为壮观。

而在中国，节能减排、降低经济增长的碳强度已经成为未来战略发展的方向。在各方的努力下，相关工作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金融层面也出现了相当多的创新。一些金融机构开始明确提出节能减排的企业责任，同时积极参与到绿色环保项目的贷款和投资当中，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而此外，与排放权交易相关的金融创新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首先，一些城市纷纷建立了环境交易所，开始尝试搭建排放权交易平台，一方面为现有的企业参与国际碳排放交易提供便利，并谋求议价权利；另一方面，也为建立本土排放权交易体系进行初期的尝试。其次，相当多的投资银行和PE投资机构在国内从事与清洁能源机制相关的融资和中介服务，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取得了极大的进展。2008年，产生自中国的核定减排量（CERs）已占到全球的84%，显示出中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的巨大潜力和竞争优势；第三，一些银行开始尝试推出与“绿色信贷”和排放权交易挂钩的结构性产品，为个人参与相关投资提供了便利。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国内与低碳经济相关的金融创新已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其发展仍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有许多方面值得进一步的完善。

首先，在节能减排项目的融资方面，监管当局仍然缺乏具体的管理规范，有关节能减排项目的界定、贷款的管理以及相关的政策支持仍旧处于空白状态，这制约了对商业银行相关业务的发展。目前，相关政策部门已经开始着手在编制相关的行业目录，和制定与之相关信贷管理政策，这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发展会起到较大的作用。

其次，目前，相当多的绿色信贷领域并不具备可持续的商业盈利能力，单靠商业信贷，还难以对相关产业形成有力的支持。也正因为如此，国内银行发展绿色信贷的呼声虽高，但相关的信贷规模在信贷总量中所占比重依然非常低。从长远看，有必要考虑逐步引入政策性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主体，对现有的商业信贷形成补充，以有效分担风险，形成多层次、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

第三，在排放权交易方面。由于排放权交易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其推行涉及到国家整体政策的调整，在短期内难以大规模展开，可能更多地会停留在自愿减排的层面。这意味着，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国内与排放权交易相关的各种金融创新活动，主要还是会围绕境外的排放权交易体系（目前的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以及美国即将推出的限额-交易体系）展开。国际金融机构（包括各种国际投行和私募股权投资）在这一领域会继续占据主导。

总的说来，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在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当然，同时也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发展机遇。与之相关的技术创新以及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或许可以成为推动全球经济走出目前衰退、重回可持续增长轨道的一个重要动力，在其中，金融体系有责任、也有能力去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对中国而言，由于银行体系在金融体系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因此，如何有效引导商业银行参与绿色金融事业，并以此为核心建立起多层次、可持续的绿色金融体系，应该是中国未来绿色金融发展的主流方向。


曾刚，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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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是中国的顶尖经济学家、政府顾问以及低碳发展的主要倡导者。他在接受伊莎贝尔•希尔顿的访谈时，阐述了对中国经济的成功路径和实现绿色发展的看法。

胡鞍钢这位杰出的中国经济学家因为激进的经济改革方式而闻名，更近一些，他又提出了同样著名的气候变化政治经济学。最近他访问了英国，在接受中外对话采访时说自己潜心研究中国过去的经验（包括毛主席那些似乎有些过时的理念），来帮助勾画未来的政策。

“我想弄明白为什么毛泽东的第一个时期，即1949年到1956年能成为一个黄金时期，”胡鞍钢说，“为什么这个成功为之后的失败埋下隐患，为什么毛泽东的失败又成了邓小平的成功之母。我想阐释中国1978年后的第二个黄金时期为什么能持续三十年，如果我们在未来三十年中还想持续目前的增长，现在就必须改变模式，我们不能为过去的范式所束缚。”

在对中国的未来进行展望时，胡鞍钢引用了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第一次说这句话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他认为毛泽东错误的政策表示反对。当时这句话没有得到实行，但毛泽东死后开始发挥效用，成功地破除了“两个凡是”对中国的束缚，开始了经济改革。现在胡鞍钢又将邓小平的这句名言提了出来，为的是寻求一场新的改革。

“毛泽东时代是红猫，邓小平时代是黑猫，现在我们需要绿猫，”胡鞍钢说，“我们在不同的时候需要不同颜色的猫。”

在对中国新发展道路的思考中，胡鞍钢从过去的成功和失败中吸取两方面的经验。即使到了今天，他仍然督促学生们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就像他在文革中所做的那样。“我认为他的理念高度切合中国的文化和背景，因此督促我的学生们去和毛泽东进行对话。”

胡鞍钢解释说，1956年毛泽东正在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做准备，并想要打破苏联模式，他考虑了如何把中国沿海与内地、工业与农业的需求协调起来。“当时，我们也思考了人口与发展的关系，资源、能源与发展的关系。核心思想就是如何找到一条中国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如何弄清什么样的特质、什么样的理念符合中国的真实情况。”

胡鞍钢也是新绿色经济和采取积极方式减少碳排放的著名倡导者。他认为如果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世的话，也会同意他的观点。“如果邓小平也对气候变化这个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挑战进行思考的话，我认为他也会产生和我类似的观点。我们必须创造一个不仅和平而且绿色的国际环境。”

他认为1978年以来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成功至关重要，使中国能够不断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现在，中国必须谋求创新，但要获得绿色潜力，胡鞍钢认为中国必须更好地理解利他和利己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中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因于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迅速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如今，和加入世贸（WTO）相当的行动就是减少碳排放的国际努力。如果中国能加入进来，五到十年就会见到成效。”胡鞍钢说。

胡鞍钢认为如今绿色革命已经引起了中国的注意。“私营部门的老总们对新的绿色市场机遇非常感兴趣，包括绿色能源、绿色建筑等等。”他解释说：“这是一个新的绿色游戏，如果不能改变自己的颜色，你就会输得很惨。如果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000到4000美元（20000到27000元），就会刺激绿色需求和绿色消费的增长，当中国摆脱贫困、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绿色消费的需求。”

胡鞍钢认为在减碳中发挥积极作用符合中国的利益。他指出，尽管中国的人均收入和排放都低于西方国家，但整体效果同样重要：“中国的迅速增长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方面对全球增长、贸易和减贫都作出积极贡献，而且非常成功；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强烈的负外部性效应。中国作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必须负起全球性的责任，减少负面影响。”

哥本哈根会议后，中国面临着尖锐的国际批评，而胡鞍钢早就预见到这一点。“中国正站在十字路口：要么与发达和发展中国都展开积极的合作，要么受到两边的腹背攻击。我早就提出这个警告。你知道，哥本哈根会议后的情况正是如此。”尽管存在国际批评，但胡鞍钢认为中国领导人正在认真审视国内的挑战。“我认为下一个五年计划将把绿色发展作为基本原则，如果中国能够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将作出全球性的贡献。”

他认为中国国内外行动之间的差异可以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信息不对称”来解释，而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相对封闭的，很难说服那些决策者彻底地考虑气候和环境问题的重要性：“1978年以来，关于经济政策的讨论已经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多的专家加入进来。但外交政策仍然相对封闭，没有专家的加入，还处于暗箱操作状态。”

胡鞍钢强调了可靠的数据对他研究的重要性。“中国的GDP之类的数据是权威而且可靠的，但我们三四年前只是统计了能源消费的确切数据，当时中国制定能源强度降低20%的目标。下一步要在能源统计的基础上进行碳排放的统计。”

有了能源消费和排放的统计，决策者们就可以计算出不同部门和地区的绿色GDP，以便进行政策选择。胡鞍钢说：“如果我们以山西和广东为例进行比较，会发现山西的能源消费的生态成本很高，因为这里的主要能源是煤炭。而广东的能源需要外购，因此价格高昂，这就使得它更注重能效。2008年，广东的单位GDP能源消耗为0.5715吨，而山西则为2.554吨，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对政策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可以利用税收来刺激能效的提高。

“我们必须同时引入限额与交易和碳税收。去年，我们首次对汽油征收碳税，结果非常成功。中国的汽车数量增加了40%，但汽油消费量只增加了几个百分点，柴油消费量更是下降。与此同时，北京还对公共交通进行补贴，并提高停车费用，因此人们买了车但开的少了。”

胡鞍钢认为最有效的税收杠杆还是对化石燃料发电征收高达17%的增值税，而对清洁能源的则是零征税，这样可以扩大可再生能源的正外部性并处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等形式的负外部性的发电厂。

除了税收，胡鞍钢还期望中国能在五年内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国内碳市场。他说：“林业部门是最大的减碳者，而电力部门则是最大的排放者。怎样才能让这两家做成交易呢？国内碳市场的潜力巨大，我们应该把市场作为一个推动力，强烈激励企业家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煤炭技术。

“这是一个政府加市场的两手推动策略。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成为绿色创新者，同时作为一个低成本的制造国，迅速成为一个出口国。比如，从1995年到2000年，我们是一个手机纯进口国，但现在我们是最大出口国。”

中国必须鼓励本土的绿色技术，但不应该用这个政策来排斥外国企业。胡鞍钢说：“跨国公司过去在技术转移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因此中国才能迅速成为一个出口和制造大国。我们必须保持政策的开放，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鼓励建立在中国真实国情基础上的国内创新和知识创新。”

无论国内外企业，要保住市场分额，都必须“绿化”。“比如摩托罗拉的CEO告诉我他们在中国国内市场的份额下降，因此必须给予中国消费者更明智、绿色和安全的技术来保住它。”

胡鞍钢认为一些外国企业在中国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尽管要促使公平竞争从这个示范效益中受益是一件更加复杂的事情。

“坦白地说，有时会产生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胡鞍钢坦率地承认。“但有时本地的竞争者在创新方面非常厉害。比如百度有超过两千名工程师和科学家在做研究，而谷歌只有几百人，因此在本地市场的竞争中它是不行的。诺基亚拥有巨大的研发中心，不仅在北京，在各地区都有，因为中国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文化和需求。外国企业必须适应市场才行。”

胡鞍钢坚信即将开始的十二五计划将把中国引向一条新的绿色道路。他把自己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2020》看作一份蓝图，其中描绘的中国未来社会将注重健康和终身教育以及能源短缺等限制。

对于中央政策和地方执行间的错位问题，胡鞍钢同样乐观。他认为中国以我行我素闻名的地方政府越来越遵守全国目标，原来令人忧虑的中央政策和地方执行间的错位现象正在减少。北京南京等地的官员们为了实现国家规划，制定了他们自己的指标，根据胡鞍钢的研究，地方和国家发展指标的重合率从九五计划的不到70%提高到十一五规划的85%。

“这就能让地方政府同时实现国家和本地目标，”胡鞍钢说。“这就是中国特色——两手抓，两条腿走路。这也揭示了为什么中国在加速发展的同时还能保持稳定。”


伊莎贝尔·希尔顿，“中外对话”主编。

胡鞍钢：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省部级官员传阅的参考资料《国情报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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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三年前中国出台了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绿色金融法规后，中国的银行的清洁贷款业务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艾迪娜•马蒂索芙却表示这一领域依然缺乏透明度。

三年前的七月，中国政府史无前例地出台了一部金融法规，目的是通过中国各商业银行的力量来遏制中国严重的环境退化问题。由中国银监会（CBRC）、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环保总局，即现在的环境保护部（MEP）联合出台的绿色信贷政策是国家为了禁止向污染企业发放贷款而采取的一项有力措施。而且，在国际上，也很少有政府有能力或意愿采取这一措施。在这一政策的帮助下，中国的各家银行在制订各自的环境政策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并且采取的措施也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中国银行业存在的贷款政策和业务缺乏透明度的问题却阻碍了其满足政府和社会环保需求的步伐。

2008年，我与人共同为地球之友及监测私营金融业运营的国际NGO银行监察组织撰写了一篇报告。对中国的银行业环保政策及实施情况的现状进行了调查。我们指出，绿色信贷政策是“解决中国环境恶化问题的一种全新的手段，”并且“证明是促进和影响中国目前可持续金融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

从那时起，中国银行业务的可持续性问题开始引起中国的各非政府组织的关注。并且作为《经济观察报》年度最佳银行评选活动的一部分，首度颁发了2008及2009年度绿色银行创新奖。这一年3月，绿色流域组织及其它八家团体联合发布首个中国银行业非政府组织标准。他们的“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NGO版）”对14家上市的中国银行2008年（2009年的完整数据仍然没有公开）的环境绩效进行了考察。

该报告的主要作者于晓刚解释说，该研究报告不仅考虑了“国情”，还考虑了可持续金融这个理念在中国相对较新的事实。报告重点强调了各银行内部绿色金融教育的发展。于指出，这才是在贷方与客户间形成可持续的企业文化的关键所在。例如，兴业银行在采纳赤道原则（EPs）之前就从WWF请来了一位绿色融资培训师。赤道原则是参照国际金融公司（IFC）的环境社会政策建立的一套自愿性指导方针。中国工商银行也与CBRC和MEP一道共同对赤道原则进行了研究。但是，许多接受调查的银行没有透露他们开展了那些，以及是否开展了关于绿色金融的学习活动。这就使我们很难了解银行职工及客户对这个问题的了解程度。

报告对那些加快对节能项目放贷的银行给予了肯定。如向华东地区山东省的生物质发电项目提供贷款的兴业银行，以及向华南地区湖南省的余热回收发电项目贷款的北京银行等。其中，余热回收发电项目还被《21世纪经济报道》评为全国十大绿色信贷项目之一。NGO组织们也看到了那些旨在削减对环境有害项目贷款的各项措施所取得的进展。一些接受评估的银行已经通过一些程序在放贷之前和之后对项目进行监控或限制向中国污染严重的企业发放贷款，其中包括建筑或化工生产等行为。ICBC及其它一些银行也以采取“一票否决制”。使用这一名称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符合环保要求是获得贷款的先决条件。

不幸的是，报告发现，这些措施还不够先进，不足以遏制对风险项目的贷款。中国招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以及其它一些银行依然争先恐后地为翔鹭集团在厦门建设一座石化厂的计划提供融资。这个与居民区咫尺之遥的石化厂每年将生产80万吨高致癌性化学产品。ICBC及一些银行还在向华能集团及华电集团提供贷款。两家企业均参与了颇具争议的云南北部金沙江中游大型水电站项目。2009年6月，华能集团和华电集团曾由于严重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而受到环境保护部制裁。其中包括未获得环保部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估就兴建大坝等原因。由于没有更多关于这些机构如何实施“一票否决制”以及其它政策的信息，因此对于翔鹭、华能、以及华电是如何躲过这些银行的检查的这个问题，我们仍然是一头雾水。

然而，一些银行却非常迫切地指出，他们已经成功地减少了对能源密集型及污染型项目和企业的贷款，并给出确凿的数据对此加以证实。例如，中国建设银行的表现就超出了他们自己的预期。他们对水泥、钢铁、以及其它能源密集型和污染型行业的贷款消减量是2008年计划数字的120%。其同比降幅远远超过中国其它同业银行。2008年，ICBC对污染行业的贷款消减了近500亿元（74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70%。然而，信息的披露依然不足。研究中有超过一半的银行未能提供任何能够证明他们采取措施消减污染行业贷款的数据。而那些提供相关数据的银行却很少提供其消减量在贷款总量中所占比例的数据。

而这种数据的严重缺失更凸显了对政策，以及银行业整体业绩趋势和项目信息进行更好地披露的需求。于晓刚指出，“中国银行业信息披露仍处于起步阶段，而且披露内容仍然非常有限……关键信息，特别是公众关心的具体项目在环境和社会影响等方面的信息，可能被隐藏。”随着中国公民为诸如厦门石化厂和金沙江水电站大坝这样的项目付出代价，对企业行为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以及提高透明度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

与之相比，环境信息及社会信息的可获得性是国际上对银行进行衡量的决定性因素。银行追踪组织于2010年4月公布了其题为《弥合差距》的全球50家著名银行衡量报告。其中仅对那些公开的，并且意识到做出公开承诺以及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性的银行政策进行了评级。报告中提及的ICBC、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及兴业银行四家中国银行中，只有最后一家提供了可以对其进行排名的公开数据。因此，中国银行在其国际竞争者当中整体表现较弱。对于这一结果，该报告的协调员杰拉·沃特里克表示，“政策的整体质量还有待提高。我们希望这篇报告能够鼓励银行在这方面继续取得进展，披露更多有关他们政策方面的信息。”

然而，中国的银行业在可持续性方面具有成为领头羊的潜力。2009年12月，中国首个采纳赤道原则的银行——兴业银行披露了其首个适用赤道原则项目的信息。其力度是其它采用赤道原则的银行未曾有过的。此次公告的发布表明兴业银行的贷款决策对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并通过该项目表明了兴业银行致力于促进环境善治的承诺。

在绿色信贷政策颁布三年后，中国的银行为实施这项国家政策所做出的努力应该值得表扬。这标志着他们迈出了转变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迈向一个更加清洁的环境的第一步。如今，就看这些银行是否会迈出下一步，通过公开披露他们的环境承诺及放贷业务方面的信息来达到政府的环保目标及社会的期望。


艾迪娜·马蒂索芙，美国地球之友中国可持续金融分析师。

 首页图片为厦门市民抗议翔鹭集团修建石化项目，来自Track01

中国的各家商业银行在国内绿色融资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却未能在国外做出同样的承诺。艾迪娜•马蒂索芙在其关于可持续信贷的文章的第二部分呼吁出台新的标准。

中国政府出台绿色信贷政策之后的三年里，中国国内的可持续金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绿色金融在国内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的时候，却没有类似的政策能够对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海外的投资加以管制。当中国金融巨头们不断地扩张其海外业务，努力应对随之而来的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之时，正是制订此类政策的良机。 

时至今日，中国的商业银行对中国企业的海外业务没有充分发挥其影响力。相反，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已经通过采用中央部署的方式填补了金融领域的这一空白。例如，中国进出口银行最近为厄瓜多尔政府提供了16.8亿美元（人民币113.8亿元）的贷款，用于资助中国水电建设集团的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大坝项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提供了300亿美元（人民币2030亿元）的信用额度以帮助该石油巨头的全球扩张。

然而，并非所有的海外投资的数额都是如此巨大，复杂程度都是如此之高。而那些中国政府没有直接参与的项目，中国的各家商业银行，如中国工商银行（ICBC）、中国建设银行、或中国银行等都逐渐开始介入，从而可以与他们的国际同行进行更好的竞争。

特别是在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融资业务领域，各商业银行的投入促成了更多像2009年中国五矿集团收购12亿美元澳大利亚资源公司股份这样的交易。2008年下半年，政府出台相关法规，允许中国的商业银行帮助中国企业收购海外公司。自此，此类业务便得到迅猛发展。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蔡鄂生介绍，在政府允许中国的各商业银行开展此类业务的头五个月里，他们就向中国企业贷款共计4亿美元（人民币27亿元）。据北京的一些金融分析师介绍，在这一政策的促使下，2009年前三季度，海外并购量占全部并购量的将近25%，而2007年这一数字仅为8.5%。然而，蔡先生表示，“完善风险管理制度依然是并购贷款业务健康发展所面临的关键挑战。”

尽管绿色信贷政策在国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上文提到的三大银行以及其它中国商业银行还没有制订相应政策以应对其海外投资业务所带来的环境风险及社会风险。与此相反，中国进出口银行制订的《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项目环境及社会影响评估大纲》为金融机构如何将环境及社会问题纳入考量范畴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纲要。它重点强调了以下几点：东道国的法律必须得到遵守；必须进行相关影响测评；银行有权利在借贷周期内随时对环境问题进行调查，并有权在必要时从环境的角度收回贷款。

虽然该政策中关于海外投资的内容只有八段，并不全面，但是在降低海外投资的环境及社会风险方面却显示出极大的潜力。2008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曾考虑为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在加蓬共和国的贝林加铁矿山项目提供贷款。虽然该项目为加蓬已故总统奥马尔·邦戈所看重，但是项目有一部分将会（非法）建在伊温多河国家公园里。据加蓬环境组织智慧之林的马克·欧那介绍，该国家公园有着“中亚地区最为壮观的瀑布……并且已经成为加蓬自然保护的象征。”

当获知该项目违反了加蓬法律，并且会对环境、以及依靠其自然资源为生的当地社区造成负面影响后，中国进出口银行宣布在其环境影响评估结果得到证实之前，冻结对该项目的融资。而没有了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融资，这一对环境具有不利影响的项目被迫搁置。

如果连最基本的应对海外环境及社会问题的政策都没有的话，商业银行就无力解决其它国际交易中的类似风险。秘鲁北部多山的皮乌拉地区的里约布兰科矿项目就正是一个值得中国银行从环境和社会角度对其进行仔细考察的项目。在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及中国工商银行的支持下，中国铜矿企业紫金矿业集团才有可能收购该矿以及其它国际项目。该矿的管理让当地居民痛苦不堪，因此他们极力反对该计划。然而，2007年，紫金矿业力排众议从英国蒙特瑞科公司手中收购了该矿。

该项目使紫金集团问题缠身。秘鲁人对矿藏的开采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样做会使这片崎岖高地上本来就已经非常匮乏的农业及饮用水资源受到污染。因此，秘鲁发展与和平普世基金的贾维尔·杨柯表示，“这一带的污染会为整个地区造成环境灾难。”紫金集团已经由于违反秘鲁环境法而受到处罚。并且从未根据秘鲁法律要求获得当地对该煤矿运营的许可。杨柯及其它关注该项目的秘鲁人在2010年初曾致函紫金集团的融资方，要求对计划进行审核，但是却没有得到回答。他们不清楚，公司或银行是否已经采取措施解决那些威胁皮乌拉当地社区的环境及社会风险。

接受中国企业投资的加蓬、秘鲁、以及其它一些国家的民间组织已经就如何改善中方在他们国家的投资方式提出建议。在他们提出的一些建议中居于首要位置的就是尊重地方法规、当地土地、以及当地人民的决议。实施这些理念很有可能需要纳入环境及社会影响评估、环境规划、地区开发、及其它手段。与民间团体，特别是当地社区进行更好地沟通，以及他们更多地参与还能够使项目在决策过程中了解其对当地环境以及人民的影响，从而化解有可能产生的紧张局势。

各中国银行如果能在其海外信贷体系中采用环境及社会标准的话，他们就能够帮助紫金集团这样的企业避免或降低这些项目的风险。中国政府通过出台绿色信贷政策及其它措施帮助各家银行应对国内的环境及社会问题。他们应该尽快推出类似的政策从而对银行海外融资决策进行监督检查。各银行经常采用的诸如赤道原则这样的自愿性指导方针一直以来都是国际模式的基准，这将是对国际模式的一种新的尝试。但是，要以国内的绿色信贷政策为先例。有消息称，中国环境保护部、商务部、以及银监会已经开始为中国海外投资制订相关的环境准则。然而，这样的消息已经盛传多年，却至今没有公布一份草案或时间表。

随着中国的商业银行跟随他们的企业客户走出国门，像在国内那样为海外贷款制订环境及社会标准能够在控制相关风险的同时，还能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对可持续金融的承诺。中国政府应尽快制订框架，从而塑造中国海外投资的责任意识。


第一部分：国内的进展

艾迪娜·马蒂索芙：美国地球之友中国可持续金融分析师

首页图片为加蓬伊温多国家公园内的孔古瀑布,由Lengai101摄

去年，英国气候学家的邮件泄露事件一度甚嚣尘上。最近，三篇针对“气候门”丑闻的报告终于逐渐缓和了风暴，也使全球变暖的实际情况再次成为焦点，奥伊文•帕舍报道。

气候科学家的研究发现及他们之间的沟通交流一直都夹杂在激烈的争论之中，而这似乎在2010年中出现了一个转折。在戏剧性甚至有些歇斯底里的所谓“气候门”事件曝光之后，也就是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里任职或相关的科学家们的往来邮件内容泄露事件，大量的报道已经使得人们无法心平气和地看待这场扑朔迷离的风暴。

这些报道同时也让一些09年至今饱受争议的其他机构的角色变得更清晰，比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以及致力于建立“公正、全面、客观的气候变化评估体系”的联合国相关部门。这篇文章概述了一位正从事于气候变化工作的科学家学到了什么、前路究竟在何方。

IPCC最新的第四期评估报告发行于2007年。它记载了气候变化科学前沿动态——关于过去、现在与将来。它一面世，该工作团队就与戈尔一同荣获了大名鼎鼎的诺贝尔和平奖。在当时看来，在气候变化的危害以及采取行动的紧迫性的问题上，公众达成共识已经指日可待。许多人，也包括我自己，坚信这将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最终，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家们开始严肃对待碳困扰。

两年之后，希望破灭。期待已久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CoP15）于2009年12月召开，由联合国的192个成员国代表参加，却无法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共识。会议上各国都抱着极大的期望，各代表团和非政府组织意图明显。但是这齐聚一堂却以失败收场。

导致结局如此让人大失所望的原因，确实科学被滥用。事实上在这次重大会议上，我们不难感受到科学研究团体成员们的傲慢，他们得出了数据与知识，相反却以数据与知识制定了规划，并且在事实上操纵了所有与会者。正是“科学”在游说那些决策者与公众——至少在修辞方法与舆论调查的层面上，他们称，碳拉动型经济都需要被更环保更友好的模式所代替。但结果在哥本哈根会议的余波中，却是科学和IPCC受到了最严厉的指责。

如果说第四次评估报告让气候变化的怀疑者与否认者一夜之间变得沉默，那么哥本哈根会议的前奏与后曲却与之相反。峰会前三个星期，气候研究中心(CRU)的气候科学家们的数千封邮件被黑客转贴到公共网页上，其中还包括IPCC报告的参与者，这有关的报道风起云涌。

媒体狂热关注，出版物与网络也不甘示弱，随之而来的是对有缺陷的学术甚至伪科学的指控。许多人也趁机宣称全球变暖只是一个骗局，那些有理有据的证明气候剧烈变化的文件其实用自然的多变性就能解释。突如其来的恶意诋毁如同巨浪不仅波及CRU的科学家们，对整个气候科学界都造成了影响。

这个“丑闻”，其实际内容阻断了人们对核心材料进行进一步观察，这让该国政要与国际机构在急需强有力的反馈时都如坐针毡。在哥本哈根会议僵持不下的紧张气氛中，IPCC——合法的气候变化学术中心，其本身也变成了绝佳的攻击目标。

即使在现阶段，损害也难以估量。但至少据一些为联合国研究气候变化之物理基础的科学家们所言，“丑闻”带来的最深影响却是将大众的注意力吸引到科学本身。

任何的先兆、即使是IPCC报告中的小错误，都没能改变气候变化科学。全球变暖——也就是二氧化碳释放到大气中、海水持续酸化、减少碳排放、喜马拉雅冰川的消融等一系列的全球温度效应——这其中人类作为诠释其涵义的角色，从广义到细节、甚至要排除任何误差，如今都尤其需要得到重视。然而气候科学团体的名声已经有了污点，与此同时，公众的信任度也大为削弱。

经过数周的指控与谴责之后，三个专业团队被任命调查“气候门”背后的真相。以下是相关报道：

*一个英国议会委员会——下议院科学技术内务委员会，在其报告中认为，在邮件被盗事件之后人们对于CRU科学家们的关注是不妥当的。2010年3月31日，报道称“被泄露的气候资料来自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

*由地理学家罗纳尔德·奥克斯伯格率领、多名知名研究人员组成的独立科学评估团审议了CRU发表的科学观点。其公布于2010年4月14日的报告认为，不应该无端质疑CRU科学家以及任何听似有误的事情。

*由前行政人员穆尔·罗素主持的一个委员会发布了《独立气候变化邮件回顾》，称CRU科学家们“作为严谨、诚实的科学家是毫无疑问的。”且“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可以推翻IPCC的评估结论。”

这三份报告的结果一致且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在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之后，这一切给由IPCC 为主的联合国的各项事务留下了一大堆烦心事。尤其是，能否重聚民众对气候科学的信心？有没有更有效更可信的方式？位置是否空缺？

有两种回答这些问题的方法。第一，在实践中，很难想象另一个机构来为决策者们准备、筹划、完善、并提供切实可行的气候科学方法。就算不谈IPCC中刻苦的科学家们分文不收，志愿工作，要通过“招标”来组织这样的工作提出这样的报告，所需的成本也太高了。

此外，国家部门可以自行编制报告，但他们并不能囊括各行各业的精英——这缺点非常致命，因为气候科学是由不同学科互相交流与共同研究的。我们需要从不同团体中将科学家们组合起，讨论从现有的科学文献中能安全得出何种结论，以推动国际间合作（这已成为这个科学团体最强大的优势），为某个论坛带来科学观点并让这些观点得到检验与公布。

第二，气候科学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进步，每个月都会打开新视野。当然，该领域知识的突飞猛进很容易以集聚了太多科学精英作为解释。但实际的原因可能关乎于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干扰已经造成严重失衡，导致改变、使得许多自然进程超乎寻常地加快到来。因此，知识的进步比起自然变化的速度仍是力不从心。

在某些领域中变化的速率极其迅速，变化越快就越难预测某种系统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子——无论是北冰洋的冰（目前正处于有记录以来面积最小值）还是南部海洋释放出的二氧化碳。这就是为什么在提供因人类而激发的变化的重要观点这一方面， IPCC的报告仍旧十分关键。我可以预见第五次评估报告甚至以后的评估报告都将会是这样。

由联合国主导的谈判仍面临着许多质疑。回想起来，让192个国家在哥本哈根统一思想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比之取得什么实际进展，这可能更会适得其反，本来进展还是可能实现的。但是是其他人，不是IPCC，肩负着达成结果的责任，将气候科学当成公共政策的基础，这在现实世界中还能发挥正面积极的作用。


奥伊文·帕舍是挪威卑尔根大学研究管理系的顾问。他曾经就职于比约克内斯气候研究中心，专门从事古气候学研究。

本文最早发表于openDemocracy，经授权翻译并转载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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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们必须将公平性作为国内（不仅是国际间的）气候战略的核心问题，大卫•纳什说道，否则最后穷人将背负着超额的负担。

强大的发展中力量、由人口众多的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组成的基础四国，其领导人将于明天第三次聚首，再续去年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其时基础四国的团体刚刚成形。这个在著名的里约热内卢框架内召开的特殊会议，其主旨对于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

为了将温室气体减少到气候学家认可的安全程度，争取达成全球性框架协议的谈判不断，因此，“气候公平”也已经有相当长且丰富的历史了。“历史责任”、“相对能力”及“发展权力”的原则植根于《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UNFCCC)，这也固化了工业化国家与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界线。这就说明，从道义上讲，富裕的国家应该首当其冲地减少碳排放，并为较穷的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并提升其自主能力，以保证这些国家能够交替进行碳密集型增长，达成更洁净、更持续的发展。

然而，这个负担分摊的概念一旦运用到实际中就引起各种争议（而且，《京都议定书》在执行上的黯淡前景也引发了各方疑虑）。基础四国会议的目标正是为了增强“气候公平”，此前，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看来是哥本哈根会议原则中最突出的问题——会议东道主丹麦未经掩饰地试图开辟两条谈判渠道，以图达成一个皆大欢喜的协议，要求如中国、印度等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实行切实的减排。

然而，在坎昆及其以后的洽谈中要能达成协议，不同国家之间的平等劳动分工看来仍然是个先决条件，而在国家级别的气候变化政策制定上，公平与公正的原则相对而言并未受到重视。现在分析人士正在思考国家权益方面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气候变化政策对国内的各行各业会产生哪些影响。

社会中最贫困的个人、家庭或群体不仅在增高排放中扮演最无足轻重的角色，而且是气候变化带来的热浪、洪水及其他可能灾害的最直接受害者，他们还特别容易受到全球变暖的间接影响：即由政府为抑制二氧化碳排放量制定的应对政策。在发达国家中，为达到减碳和能源再生的目标，由消费者资助运转起来的机制正在政策组合的过程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抑制需求并刺激税收的碳定价逻辑对政策制定者极具吸引力，但其往往会导致一阶回归效应。

以能源部门为例。在英国，任期将满的本届政府估计，根据低碳过渡计划制定的低碳能源政策，将会使平均家庭能源费用在2020年比之2009年累积增加125英镑（186美元）。这样，较贫困的家庭为供暖和供电的花费占收入的比重就更大，电力与燃气的费用让他们倾囊而出。例如，起旗舰作用的欧盟排放交易计划（ETS）已经为所有的消费者开出更高额的能源账单，因为供应者购买ETS许可而增加了成本，因此按收入分配比重而言，贫困家庭的开支增大。

各种措施间接地使能源涨价，比如要求电力公司使用可再生能源（在英国这被称为可再生能源义务）并推出智能电表，这都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这些机构将成本统一转移到消费者头上。

英国新联合政府的两个党派——保守党、自由民主党都已经接受了引进碳税的措施，该措施在表面看来，将会对最不富裕的群体产生类似的影响。英国的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通过税效益计算得出的模式表明，对包括电在内的家庭能源征收每吨二氧化碳25英镑（37美元）的税，将对英国生活最困难的贫困家庭产生冲击，也就是说，该部分费用占他们家庭总收入的比例由缴纳家庭能源税之前的1.07%涨到之后的1.68%（见下表）。换句话说，按照收支比例来算，因碳税而增加的费用率，收入最低阶层是收入最高阶层的四倍。
 


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税收制度能通过削减增值税等方式为低收入者抵消这部分增长的支出，以上的措施将会更为社会接受。如果气候政策能够以更合理的方式惠及大众，扶贫运动团体也会更加积极。这也有过先例。之前政府的“暖锋计划”也已就碳排放量削减目标（CERT）的出台而使低收入家庭进行了能效改装，因为能源供应商为了控制碳排放，就不得不为最贫困的家庭安装隔热层与可再生供热系统。

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地讲，今年四月英国为实现可再生微能源而开始实行的“入网回购电价”，只对那些能承担起安装太阳能光伏板的高额费用的家庭有效。电动车、高效家电及其他昂贵的绿色创新产品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它们虽节约能源，但目前只适用于高收入人群。就“回购电价”计划而言，发电的支出由电费来解决，就意味着较贫困的家庭需要超比例地支付更多，而这样的计划又让他们无法受益。结果就是：可怕的双重打击。

区域性的气候政策既要最大限度地获取向低碳经济过渡的收益，又要减少负面影响。积极主动、具有针对性的政府政策将刺激洁净能源技术市场，增加就业，并促进当地经济多样化，这对一旦脱碳便面临危机的领域而言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英国已所剩不多的位于北英格兰与威尔士南部的制造业中心。

针对英国及其他许多国家的贫困人群即将面临的困境，由于公共开支正逐渐缩减，全面覆盖式的减排政策不应让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转型及其后英国持续恶化的区域差距状况重演。相反，政府应该支持制造业创新以帮助危机中的企业降低生产中的碳排放，提高效率，保障就业。

正如公平对于全球减排的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基础四国的领导人们将在本周重聚首，保证政府将“确保公平”优先当作国家气候变化政策的核心要素。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需要发展新思路与新策略，快速而有效地减排，并保证其成本不会过多地分摊给低收入群体，无论是英国等发达国家或是在发展中国家，都需如此。然而，如果仍参照气候政策的传统执行方式，国内气候公平问题就真是个棘手的问题了。


大卫·纳什是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国际气候变化研究所的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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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新书《中国的世界性决断》中，乔纳森•沃茨描述了中国逐渐显现的严重生态危机。他接受山姆•吉尔的采访，阐述了这一危机带来的经济和文化影响。

作为常驻北京的《卫报》亚洲环境问题的通讯记者，乔纳森·沃茨几年来对中国环境事务进行了大量报道。他的新书——《中国的世界性决断》是一本旅行见 闻录式的著作，讲述了关于中国的飞速发展及其后果的各种故事，从新疆的冰川融化到河南的癌症村，再到四川的大坝工程和上海的摩天大楼。



 

山姆·吉尔（以下简称吉）：在过去大约一年的时间里，特别是哥本哈根会议以来，中国环境状况的紧急已经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但你四年前就开始写这本书，你是怎样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的？

乔纳森·沃茨（以下简称沃）：这本书是边写边改的，因为中国太大了，而且变化得如此迅速。我发现这种漫游式的报道是一种捕捉变化的好方式，也发现自己写的环境报道越来越多，无论是对工厂建设规划的抗议、河流的排放污染、奥运会前的北京空气质量还是又一个物种的灭绝，所有的选题几乎都是信手拈来的。

要知道，中国的环境状况是一个事关全球全人类的问题，如果非要让我选择一个感到震撼无比的话题，那就要算（现在已经灭绝的）白暨豚的故事了。当我开始报道时，完全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史诗性的题材。只有当我坐下来开始做研究，并努力把它放到语境里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一种已经存在了2000万年的物种的消失是何等的意义重大，它存在的历史比人类长了两倍还要多。这真的让我感到震撼了。

情况还在不断变化。四年前当我开始写书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谈论污染，或许还有气候变化、政治体制以及它们对治理的影响。但我发现自己就好像在进行移动靶射击：就在我更深入关注题材的时候，我的侧重点发生了变化，题材本身也在变化。这本书讲的是污染、气候变化和一党执政，但更多的是关于消费和生物多样性以及人类发展的长期趋势。这就不仅仅是关于中国的话题了。从某种意义来说，中国非常不幸，因为它偏偏在人类历史的的这个时代进入这个发展阶段。

吉：这本书指出了一些中国对环境现状反应中一些更深层的动力。其中一个就是道家传统和儒家的矛盾，道家期望和谐，而儒家则倾向于对自然世界的统治。你认为这在中国对当今发展阶段的反应中有什么影响呢？

沃：在寻找解决未来困境的方法、避免不可持续生活的过程中，价值观的重要性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国目前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科技上，在硬件上，在那些会发生“反噬”的事物上。价值观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真正重视，但它绝对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从哪里才能找到这些价值观呢？显然西方的价值观并没有挡住西方破坏环境，因此，到中国的哲学和文化本源上去寻找解答是非常重要的。

这本书里的次主题之一是对中国精神中道家一面的探索。中国的哲学总是处于争鸣之中，我发现你不可能真正拥有一个道家文明，它几乎是对天真、无政府和混乱的全盘接受和推崇。儒家大多数时候都占统治地位，尽管中国有时法家色彩更加浓厚。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你能看到一些在居官时崇信儒家的官吏，一旦退隐林泉，诗酒自娱，道家的一面就占了上风。或许这正是中国文明以及它为什么如此渊源流长的秘密之一：儒与道的平衡。

我曾经和中国最火的哲学学者于丹进行过讨论，她对《论语》的解读非常符合现今的共产党理论。她告诉我自己更多是一个道家，但她不认为“中国已经准备好进入道家时代”。诚然，过去60年中，道家的一面已经没落，“统治自然”的一面一直占据上风。

吉：你在书中举的生态例子之一，就是将古代的都江堰灌溉系统和大型的水电工程项目紫坪铺大坝进行对比，二者都在四川。

沃：我第一次到都江堰是2008年四川地震的时候，但直到我采访了哲学家唐锡阳之后才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唐锡阳是主张“中国要解决问题，必须更重视道家”的人之一。他告诉我如果我想去看看道家在实践中的作用，就应该到都江堰。这是一个事物存在形态的典范，它们可以常在，可以耐久，你可以和自然共处，而非与其对立。

这是一种长远的观点。另外一种发展的形式则是脆弱的。水电工程的解决方式十分惊心动魄，当我看到三峡大坝时，我被人类的力量所震惊，但他们也带来了新的不安。对于这一点，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沉痛的教训，这就是书里后面提到的1958年“大跃进”，人类的狂妄傲慢，认为自己能征服自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然。

毛泽东式的自然观并没有完全消失。尽管不断提出质疑，但中国的巨型工程仍然气势十足。尽管我看到的一些工程是在过去七年中才完成的，但完全是对毛泽东梦想的实现。青藏铁路、南水北调工程、紫坪铺大坝，全都是毛泽东的创意。这一切就好像毛泽东这个大梦想家的梦想，由现在的政府来实现。

但我认为现在人定胜天的旧观点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强烈。在三峡大坝的展示中心，看不到现任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人的照片。他们也没有参加大坝的封顶仪式，这说明他们对工程的正确性是有所保留的，还要静观其变。

吉：你是否认为一个新的价值体系已经在生根发芽？

沃：我看到了对新价值观的追寻，一个对新价值观真正的呼唤，也发现人们已经感到任何新价值体系的塑造都不能脱离环境问题的解决。但我还没有看到对新特质的清晰定义，甚至对旧特质的彻底改造，而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我们确实看到了令人乐观的迹象：绿色NGO的增长，媒体上环境问题曝光率的提高，但这些都无法代表意识形态的主流。

然而，中国近100年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一些理念流行之迅速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无论是人们对政治革命的热情，还是赚钱的热情，这个国家都能在几乎一夜之间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希望在环境方面也能如此。

吉：那么，中国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绿色超级大国吗？

沃：我在书里提出的就是这个问题。未来三四十年人类将要度过一段艰难时期，无论用什么生态标准衡量，我们都已经超过限度。未来四十年人口数量注定要再增加20亿，我们必须捱过这个艰难时期，然后人口就会开始下降，而且也会有更好的技术和经济模式。但如今，同时处于最佳和最差境地的国家就是中国。

中国处于最佳的境地是因为经济增长如此之快，它的确拥有许多资源。处于最差境地是因为在它的发展达到这个强劲阶段时，却碰上了全球发展历史上一个非常不幸的时期。中国没办法向其它国家一样寻求外来资源，只能实现独立创造。

中美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中国势不可挡，只能不断向前跑，相比之下美国则满身惰性，只是努力保护已有的东西。这也正是中国在成为绿色超级大国方面比美国更有优势的地方。

吉：你写这本书的意图之一，是为了在西方对中国拯救世界经济能力的一片乐观声音中，提出一点怀疑。

沃：现在仍然有一种广为传播的看法，即“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在过去二百年中屡试不爽。尽管它对十九世纪的英国、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二十世纪后半的日韩都管用，但由于规模和时机的问题，对中国可就不一定了。

从某种意义来说，英国和中国或许成了这一阶段的开端和结束，而这一阶段从长期的人类发展来看是不正常的。英国是一个小国，却产生了惊人数量的污染，不可持续地开采和使用资源。尽管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它还没有构成真正的全球性破坏，但这个趋势扩散到整个欧洲、到美国、到很多国家，这些不可持续且过度生产的国家越来越多，与此同时那些能让它们获取资源，消化它们破坏的国家越来越少。到了今天，中国到哪里去倾倒垃圾？如何从世界其它地方获取足够其人民发展的资源?我认为这正是经济发展和生态激烈碰撞的地方。

环境和经济曾经齐头并进，但如今却背道而驰。经济学家、政府和企业全都认为世界问题的解决在于增加中国的消费，然而环境主义者齐齐警告：要小心你们期望的东西。如果说真的有一种解决方法的话，那就是经济和环境的再次结合。最近关于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讨论，说明中国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一机制就是要求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向云南、黑龙江和广西等环境良好的地区付费，补偿其“环境服务”。这意味着吸收碳的森林和吸收污染的湿地都被直接赋予了价值。

这也将意味着笔记本电脑可能更加昂贵，但从反映生态限度和事物真正价值角度来看，这个价格的真实度更高，而这也将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价值观的重要性。


山姆·吉尔，中外对话副主编。

乔纳森·沃茨，《卫报》亚洲环境问题通讯记者。他的著作《中国的世界性决断》由Faber and Faber公司出版

首页图片由Shreyans Bhansali摄

今年3月，为了揭示海洋污染的状况，大卫•德•罗斯查尔德乘“普拉斯提基号”开始横渡太平洋的壮举，但他仍然对自己的发现感到震惊。蒂姆•亚当斯报道。

“经过100天的海上漂流后，”大卫·德·罗斯查尔德说，“你会发现这个星球不应该叫地球，而该叫‘海球’。”说这番话的时候，他身处“南方大洋上的小法国”——新喀里多尼亚，第二天他就踏上最后一段征程。这次远航将于近日结束，目的地是澳大利亚。

“普拉斯提基号”是一艘具有革命意义的双体船，它的船身由12500个塑料瓶作为浮体。这次“生态探险”的目的是引起人们对海洋渔业资源系统性污染的关注。3月20日，德·罗斯查尔德这位31岁的金融王朝贵公子和他的5位船员一起从旧金山出发。一路上他们有很多发现，但他说主要的是同时体会到了海洋的威力和脆弱。

海洋的威力集中体现在7月初结束的这段旅程上。从萨摩亚到新喀，总共2735公里，最后几天，这艘构造非比寻常的小船天天受着四米高的巨浪和35节狂风的严峻挑战。德·罗斯查尔德说，当你坐在一艘部分由塑料瓶构成的小船上，身处远离陆地1600公里的无边黑暗之中，当你看着太平洋化为巨浪扑上头顶的时候，恐怕很难不感叹自己在天地间的渺小。

海洋的脆弱在太平洋的“东部垃圾带”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是世界上大量废弃塑料的归宿。这里也是他们航行的焦点，一片漂浮的垃圾“大陆”。这片海域有两个北海那么大，无论做过多少预习，船员们都感到震撼无比。“一开始你根本看不到塑料，”德·罗斯查尔德说，“但是进入海域、潜下海面后，你就会发现这里的海水就像浓汤，悬浮着亿万片小小的塑料碎片，大多数都非常微小，一旦你的眼睛适应了环境，就会看到更大碎片的反射。其中红色的最为显眼。”


停泊在旧金山湾的“普拉斯提基号”，蓄势向太平洋出发。
图片来自“普拉斯提基号”团队。

十二年前，这个垃圾带首次在“北太平洋漩涡”（由于该处较小的风力和极高的压力系统而形成）中被确认。海洋学家们一直提醒说悬浮在海水中的塑料可能多达1亿吨。“普拉斯提基号”航行所展现的内容之一就是现代高分子聚合材料惊人的持久性：在13000公里的航行中，船体上经过加压的塑料瓶几乎没有碰撞变形，更不用说破碎了。“这就是为什么自从塑料瓶问世以来的所有瓶子仍然存在的原因。”德·罗斯查尔德说。

尽管这次航行的光芒因为BP的石油泄漏而显得有些黯淡，但实际上漏油的问题比起“普拉斯提基号”强调的塑料污染只是小巫见大巫。墨西哥湾漏油造成的海鸟和海洋动物的死亡还只是数以百计，但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数据，塑料碎片每年引起超过百万的海鸟和超过十万的大型海洋动物死亡。2006年，联合国计算每平方英里（2.59平方公里）海洋含有46000片塑料，如今这个数字只会有增无减。

“要让人们认识到其中的危害，困难之一在于没办法拍下来，这些碎片实在太小了。”德·罗斯查尔德说。“最有说服力的或许就是人身健康方面，这些微粒被海洋动物消化，然后进入我们的食物链。这个过程和大家都有关系：我们把塑料制品和包装——我称为‘沉默塑料’——扔进垃圾桶，我们认为这就完了。其实它通过各种方式又回到我们身边，有一些甚至回到了我们的食物里。”

这次航行受到了1947年挪威航海英雄索尔·海尔达尔乘“康恩·提基”号横渡太平洋的启发。他的孙子欧拉夫·海尔达尔也参加了“普拉斯提基号”的部分旅程。德·罗斯查尔德认为，两次航行的对比体现了海洋脆弱性的其它方面。

“如果你看‘康恩·提基’号的电影，或者海尔达尔的记述，会被当时海洋的生机勃勃所震撼。”德·罗斯查尔德说：“他们甚至要把跳到船里的鱼扔出去才行。”但“普拉斯提基号”的经历大相径庭。“我们见到的应该已经算多的了，别人又该如何呢？我们看到了几只海豚，几头鲸鱼，还有几条飞鱼，仅仅如此而已。”海尔达尔他们可以靠着捕鱼生活，但“普拉斯提基号”船员们在三个月中只捉到了几条金枪鱼，尽管他们的鱼钩每天都垂在水里。“当初读到世界上80%的渔业资源已经消失的时候还觉得难以置信，现在则确信无疑了。”德·罗斯查尔德说。

即使在世界上最大海洋的中间，乱扔塑料制品的恶习也难以避免。在圣诞节岛上，许多食物都是来自美国的包装食品，“冰棒袋子已经成了灾。”在萨摩亚，尽管村子之间都比赛着制订回收计划，但只要村民们走出他们的院子，无论男女老少仍然把塑料瓶扔进大海。

这次航行更加令人高兴的方面之一是它传达信息的方式。“普拉斯提基号”建立了一个生动活泼的航行博客——“跨越重洋的记录”，在每一个停靠的地方都有新鲜热辣的内容上传。德·罗斯查尔德说，在新喀里多尼亚四分之三看到他们船的人都表示看过相关报道，而且支持这次活动。但他照样看到一位“支持者”把装满垃圾的塑料袋扔在他们的船边。“没有一个人愿意糟蹋自己的家，”德·罗斯查尔德说，“但问题在于很少有人把整个世界看成自己的家。”


约1万2500支回收的塑料瓶使得小船得以浮在海面上。
图片来自“普拉斯提基号”团队/卢卡巴班

“普拉斯提基号”团队并没有变得悲观，尽管有时候德·罗斯查尔德承认自己感到就像把头往砖墙上撞。他们在船上的自我约束做得相当好，收集所有垃圾、电池靠太阳能电池板和脚踏式发电机充电。尽管如此，他们仍然面临着无法逃避的现实：无论你的意图有多好，生活仍然无法摆脱塑料。我们说话的时候，德·罗斯查尔德刚刚购物回来，为前往悉尼的航行作准备。超市里所有的蔬菜和沙拉都是用塑料包装的。“这就像一种疾病，但我们必须坚信能够治愈。禁止‘沉默塑料’——特别是塑料袋——的立法其实非常简单，让超市使用可反复使用的包装并不困难。”德·罗斯查尔德说。

船员们的主页上写满了人们“缔造自己的‘普拉斯提基号’”的经历，他们或者宣布要消灭自己学校或单位的塑料瓶，或者要建立一个零废弃物的政策。德·罗斯查尔的希望这次航行能成为一个启示。“我们只是几个普通的市民，不是科学家也不是海洋生态学家，但我们想要显示的是：只要我们团结努力，就能有所作为。”

团队精神毫无疑问在这艘小船上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普拉斯提基号” 从旧金山出发前,我曾经看到过它，当时就被空间之小所震惊。船上只有一个小小的拱形船舱，不仅仅对于一米九高的德·罗斯查尔德，对任何人来说都太小了。他们是怎么对付的呢？

“通常在一天的辛劳之后，你就会精疲力尽，在哪里都能睡着。”德·罗斯查尔德说。“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对比，你深入一个如此狭小的地方，外面却是无际的海天辽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变成了一种舞蹈：你可以奇妙地感知到其他人在如何动作。但我们有一个规则，如果你说‘你打搅我了’，就必须用玩笑的口吻来说，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悉尼并不遥远，但德·罗斯查尔德对未来不愿想太多。“它也将成为翻过去的一页而已，但我们才刚刚开始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我希望这艘船能够作为一个象征走遍世界。我有充分的感觉：我们正处于暴风雨前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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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图片为大卫•德•罗斯查尔德乘坐他的双体船航行在太平洋上。来自“普拉斯提基号”团队。

唐昊认为，墨西哥湾的石油灾难是政治经济紊乱的病征。如果不对全球结构进行全面改革，环境将继续苦苦挣扎。

 在BP石油污染大灾难中，英国石油公司遭到异口同声的批评。人们认为人类在金钱欲望的驱使下，疯狂凿开地壳，才引发了灾难。但问题是，人类无法改变天性，也不能从脑中去除“欲望”这个东西。唯一有意义的做法是反思现有的政治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制度安排的优化来解决环境问题，就如同人类并没有首先改变追逐权力的本性，而是通过民主制度的一步步安排，大致上解决了原本极为残酷的国内政治斗争一样。

从国际政治经济基本结构，我们才能发现污染事件的真正根由：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下，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局限于化石能源，由此产生了供求紧张等经济问题；同时，石油污染等环境问题不断发生，难以解决；而在这样一个存在严重制度问题的结构下，即使企业、政府、NGO都做了自己该做的，都认为自己无可指摘，环境灾害仍无法避免。

在经济全球化中，越来越多的金钱和技术集中于跨国公司之手。但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巨无霸的同时，企业社会责任却未一同成长。跨国公司既缺乏负责任地使用技术的愿望，也缺乏相应的控制技术开发方向的能力。令跨国公司忽视社会责任的另外一个制度性安排是：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轻易转移生产阵地，而局限于一国之内的民主政治的监管却不能应用到跨国领域。

在这样一个能力与责任不匹配的经济结构中，没有公司能经得起通过忽视环境保护来赚取利润的诱惑。英国石油公司（BP）的口号是：超越石油，并且着力打造出一个强调绿色环保、生态友好的公司形象。但即便是此前有良好环保记录的BP，也不能控制自己朝滥用权力、财富和技术的方向走下去。这次事故便是急功近利的采油战略所致。BP的公关广告与其行为后果的反差表明：像以往那样通过破坏环境赚大钱，然后拿出一小部分来做广告公关，打造关心环保的形象的做法已毫无意义。真正负起责任的做法应在经营赚钱的过程之中，而非其后。

如果说跨国公司无法有效承担环境责任的话，那么靠国家监管又如何呢？首先，在本次事件中，奥巴马政府同意让英国石油公司着手处理漏油问题，让其自行善后。与石油公司相比，政府反倒缺乏处理问题的能力和金钱——我们不能想象让海岸警卫队到千米深海下去堵漏。其次，在环境问题上，国家并不比跨国公司更为可信。事发后，有媒体披露，美国的参众两院议员，特别是参议院能源及自然资源委员会得到过BP的大量政治捐款。过去20年BP还向美国总统候选人（包括奥巴马在内）提供了总计逾350万美元的赞助；而在墨西哥湾沿岸五州的64名联盟法官中，至少有37人与能源财团有利益关联。制度化的、长期存在的政府部门、政治家与大公司的密切合作使BP总能得到足够的政治庇护。总之，靠一群追逐权力的人来解决一群追逐金钱的人所造成的问题，注定不会让人乐观。

而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冷战后的大国政治扩张已经与经济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在世界大国的推动下迅猛前行的主要原因。美国的强大与跨国公司的扩张已不可避免地融为一体，即使是BP这样不属于美国的跨国公司，与美国联邦政府的利益关联也是巨大的。这意味着，现有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不能允许BP 这样的跨国公司破产，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美国政府不能把BP怎么样，是因为要靠他们解决漏油和赔偿问题，如果BP垮台，就更没有直接的责任方来解决这迁延日久的污染问题了；英国首相出面维护BP，不仅因为英国的养老金大量投资BP，而且BP的兴衰也直接关系到英国经济和欧元区的命运。

除公司的社会责任和国家干预外，有些人解决环境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公众。但实际上，在现有的发展模式下，公众更多属于制造问题和承担责任的那部分，而非解决问题的那部分。在发达国家，消费者寻求廉价石油的努力，驱使公司寻求高风险开采；而美国政府对石油行业实施监管的政策也难得到公众的支持。在发展中国家，公众也不会将环境破坏所带来的长远危害放在第一考虑，而更关注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眼前利益。所以，虽然公众是环境污染事件的长期受害人，部分积极分子也因为漏油事件而发动网络运动抵制BP的加油站，但事实上他们本身就是环境问题的肇始者之一。

在现有的政治经济结构失衡、跨国公司缺乏进行环境保护内在动力、企业与政府关系紧密、公众因利益关系间接损害环保努力、独立监管力量缺位的情况下，这个时代在破坏环境方面的能力要远胜于恢复和优化环境的能力。不仅如此，情况还有恶化的趋势：石油公司将油井从陆地钻到海洋、并向深海延伸的进程，昭示了石油资源的紧缺和应对这种紧缺的开发失控。这就要求国际社会对此进行系统性的应对，而不是美国这样的应激式反应，才能解决问题。如：对石油行业的市场准入要求，技术门槛应该有所提高，并建立国际统一环境标准；加强国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环境治理能力，超越国家界限来解决问题；高科技新能源想要完全凭借市场的自发力量发展起来比较困难，政府必须采取干预性政策进行推广，如限制“不清洁”能源、补贴环保新能源等。

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人类追逐利益而引发的第一次生态灾难，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而以改革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加强对超国家行为主体的监管和制约来解决此类问题，是一条困难的道路，却是应对这类灾难的必经之途，希望它成为今后国际环保运动最重要的主题。


唐昊，副教授，富布莱特学者，现任教于美国伦道夫梅肯学院，专栏作家。

首页图片为墨西哥湾漏油事故的卫星图，来自DigitalGlobe。

上海城市规划学教授、城市保护专家张松接受记者张传文的采访。在第一部分的对话中，他谈到中国新兴城市的活力被压制。

这次上海世博会以“城市”为主题，但中国的城市越来越不适合人居。关于中国城市的严重问题，《南方都市报》记者张传文采访了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

张传文：上海世博会首次以“城市”为主题，对中国来说有什么意义？

张松：中国需要总结城市建设中的失误和教训，学习别国先进经验。现在世博会有许多炫耀的建筑物，但很难讲有几栋能成为经典作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前任院长吴志强教授是世博会的总规划师，在实施方案制定初期就提出过要关注城市，不要做什么标志性建筑。

他有一个世博会方案，即上海世博会要构建“净水、产能、增绿、降温”的“正生态”城市概念，建筑物、场地以及景观的设计，在展示降低城市能源和资源消耗最新成果的同时，成为“正生态”城市理念的典范。

但我想世博会建设周期这么短，恐怕很难实现这样的理想。也许有些建筑采用了一些生态技术、用上了部分节能材料，但世博会规模巨大，受投资和技术等条件限制，结果与最初设想会有很大距离。

上海世博场地原有数十万平方米的工业厂房，如果尽量利用，可能要比现在的做法省事，或者更能体现环保理念。但世博场馆建设中虽留了几个老厂房，但大多拆掉了。

国外大型文化设施建设，可能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是利用旧建筑改造。与北京一起申报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巴黎，其奥运场馆建设方案就是计划利用老工业区厂房改造形成。

中国正大步迈向城市化，城镇人口已经近半，还有相当多的农村人口在城市“流动”。虽然中国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大中小城市建设甚至新农村建设也存在很多问题，中国城镇化道路应该怎么走，现在确实需要认真思考。

张传文：现在很多人一出门就抱怨，对交通、环境、住房以及公共设施公共建筑似乎都不满意。很多地方，交通拥堵，天空阴霾。城市变化非常迅速，出现了许多现代、后现代建筑，它们并没有带给人们亲近感，一种由陌生、疏离带来的压抑感觉，恐怕并非是个别的现象。

张松：中国的城市越来越不适宜人居，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对城市过度开发所造成的。

改革开放初，像深圳特区的开发建设，是为了发展工业，特区的规划往往特事特办。这快速推进了当地经济，尤其是产业的发展。当时还没有条件来认真考虑环境协调等问题。有的工业开发区，可能自身环境都考虑不够，但却推动了地方产业的快速发展，因此有它的历史意义。

此后旧城大规模更新改造，使得城市面貌快速改变。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放弃对旧城区的维护，所以旧城环境衰败、设施陈旧。中国的改造模式也非常落后，开发商看中某块地的经济效益，然后就照着他所希望的模式去彻底改造。

政府的主要职能如果不能转变到包括住房保障在内的社会民生方面，它就会被市场牵着走。现在，完全的商业化开发主导模式越来越强大，城市空间越来越粗犷。当然，政府也从土地开发里拿到了不少的收入。

西方国家二战之后也出现过旧城更新。因为战争等原因，欧洲很多老房子空置或破败，为了解决住房问题、改善老城环境，一些城市开始了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

但欧洲、美国以及日本，都是通过专门法案，由国家或公共的公司主导。在日本是政府建设省下属住房公团负责，它们拿到地方政府的土地，主要用以解决市民的居住需求。

在中国，一开始也是建设委员会系统的公司开发，但后来就变成香港公司、私人公司、上市公司主导。当然也有政府的公司，但为了市场竞争和获取效益，它们也变得与市场上的一般公司无异。

因此中国目前没有一个城市形成了政府主导的保障性住房体系，所以当土地越来越贵、开发利润越来越大、房价越涨越高时，政府主管部门往往束手无策。

张传文：单纯追求经济利润数量的城市开发模式，是不是注定了中国的城市是不宜居的？其他国家有没有相关教训？

张松：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城市开发，为什么西方做了十多年就改变了呢？因为它会导致整个城市环境被破坏、被摧残，高楼林立使得生态环境严峻，交通压力、住房成本、就业问题都没法通过旧城更新来解决。

他们觉醒了，很快调整政策思路，开始注意保护旧城、维修旧房，进行社区振兴以及民众参与规划建设。古城保护、旧建筑改造利用不仅关系到生态环境、节约资源能源，而且还会涉及社会结构等隐性问题。

张传文：城市给人的感觉，除了千城一面，没有特色之外，它们还是一个个没有情感的庞然大物。

张松：城市本来不是机械性的物体，它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它要有历史文化、需要逐步生长，而且居民对城市的认同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中国把城市看作简单的机械，随意拆卸、任意打造，带来了城市特色消失、城市文化危机等众多问题。

城乡统筹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城市间的经济水准和社会福利差距又在拉大；城市内部，社会分异或社会分层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城市居民的认同感问题目前也非常突出，居民动迁过于频繁，老社区被开发破坏、原有结构被瓦解，许多新移民根本无法融入城市，所以人们对日新月异的城市都会感到陌生，找不到归宿感。

日本有专家分析中国人与日本人思考规划问题的差异时认为：中国人思考问题是一种视觉性的思考。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道路要越走越宽广，所以就要把城市道路规划得越来越宽。

这样的理念在很多领导者那里根深蒂固，导致新规划往往追求巨大空间，城市活力被压制或消解了。

北京就是这样的典型。道路规划尺度巨大，普通市民出行不便，交通问题非常大。东西德统一后，西德规划师就觉得东德的规划太不人性化了。我去那里看看感觉还可以，因为中国的城市道路比他们宽多了。

许多新区更为空旷，规划更是大手笔，这样规划导致城市的维护成本很高。比如广州新的中轴线规划，大规模的草坪，就是伪生态的一个案例，每年要花高代价浇水养护。良好的生态会自然循环，不需要太多的人工干预，不用花多少钱。很多城市为了追求短期效应，仍只是做一些表面文章。


下一篇：城市觉醒的需要

张传文，南方都市报记者。

张松，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年获日本东京大学城市设计与历史保护方向博士学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建筑学会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委员。

本文2010年5月9日发表于南方都市报，经中外对话编辑修改。   

首页图片来自Jakob Montrasio

在张松与张传文对话的第二部分，他称车水马龙与高楼广厦加剧了中国的城市病症状，并认为公众参与规划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张传文：看来中国以前指责西方的“城市病”，现在落在自己身上了。

张松：中国的“城市病”程度在某些方面更严重。以前中国的确忌讳讲城市病，毛泽东时代不希望城市发展，希望把城市人赶到农村，直到80年代还只是在讲发展小城镇，后来才发现大城市有规模效益。

不能说中国城市已染上西方城市所有的病症，但城市环境肯定比西方问题大。城市大规模开发中，只有一些人工景观和绿化，生态系统就谈不上了。但要知道，绿化景观不是用来观赏的，而是应该改善生态环境。

另外，就业、城市文化等问题与欧洲、美国、澳洲、日本相比都有距离。中国考虑的只是经济效益，是可以用货币量化的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没法量化，只能在最后考虑，甚至不考虑。想想看，大规模改造造成了多少社会网络和就业机会的丧失，这些人重建社会关系网络，又是如何艰难？城市政府将来如何应对？

除了旧城更新改造问题，中国城市规模太大、城市蔓延问题也很严峻。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每个城市都在向外扩张。如果把工业区、村镇的用地范围都算进来，再加上沿交通线的高速公路铁路桥梁，人工的东西在生态系统中所占空间很可能达到极限了。

张传文：对于城市建设出现的败笔，该怎么总结原因？

张松：首先，政府对城市的认识出现较大偏差。比如，认为城市化就是把城市规划建设得越大越好，其实城市不在于大小，而在于生活是否舒适，效率是否高，环境是否优美，是否适宜人居，尤其是是否适宜不同类型的人发展。政府领导要认识到城市的本质，不要把城市做成样本房，或者做成窗口形象工程，或者像纽约等其他城市的模本。换了一任领导又有新的想法，这样做就是折腾，胡锦涛主席说的“不折腾”并没有落实到城市规划建设上。

第二，城市规划是一种居民都能参与进来的社会活动。市委书记市长好像非常重视规划，但只是偶尔听听有话语权专家的意见，民众的意见基本没有渠道反映到规划中。这还缺少法律支撑、缺少公众参与程序，也缺少专业的思想理念。城市规划设计变成领导让怎么做就怎么做，规划师本身在市场经济中也迷失了方向，专业知识和理想都丢弃了，变成了画图工具。

第三，不能把城市土地仅看成带来经济效益的资源。土地还有生态环境，城市景观的英文词landscape，本身就是和土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是老城，它还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如果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生活得很好，那它还是一个社会网络良好的社区。如果把土地当成可以任意买卖的商品，就会丧失很多潜在的经济社会文化价值，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西方国家的土地是私有的，如果一块地因历史文化或自然风光或公众利益，需要保护避免开发，政府会出钱把这块地买下来，美国的国家公园以及很多西方历史建筑保护都是这么做的。城市是长期形成的，凝聚了几代人心血和智慧，还是大众利益诉求的综合结晶。谁有钱谁有权就按谁的想法进行改变，是非常片面和非常草率的行为。

张传文：如何让中国的城市觉醒，西方在城市改造建设的问题上又是如何觉醒的？

张松：我们所说的这些，相信多数领导者、开发商都知道。但为了任期政绩和局部利益，领导者仍要延续这种改造开发模式，城市也就完了。中国城市的未来，需要市民觉醒而不只是少数官员的觉醒，科学发展观，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反映在城市问题上，就是要改变错误理念和错误方式，现在到了停止粗野的开发改造模式的时候了。

在纽约现代艺术馆，我看到美国人上世纪60年代拍摄的环境污染照片，那样的情景中国每个城市恐怕都有。那时候西方就开始出现轰轰烈烈的民众环保运动，逐渐推广到老城的保护运动，成为西方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问题不可怕，但首先要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严肃性，彻底反思认真对待。

张传文：或许是因为对城市规划的无知，才导致了城市建设的败笔，导致了城市被摧残。而我们却懵懵懂懂？

张松：老百姓缺乏相关城市规划的知识，一开始也没有那么多机会出国去看，而媒体把城市规划看成政府的行为，总是在讲中国的城市越来越漂亮，事实上城市不需要这样简单频繁的变貌，或者说是不需要表面上的变貌。

欧洲的城市一百年都没有变化，但城市内部和城市地下的设施现代化了，更节能更环保更舒适了。他们的新区建设也在追求符合人的尺度，尽可能做成步行区，减少车辆出行减少能耗减少排放，追求差异性，还有庭院绿化等。中国的口号虽然也在讲以人为本，但一做就出现偏差。

城市宜居的标准，最主要的就是人的尺度。中国城市规划最大的问题就是道路问题，马路太宽，路网密度太低。现在的上海陆家嘴地区，道路尺度过大，大体量的建筑让人感觉还是零零散散，空间非常混乱无序，生活出行又非常不便！

中国把城市规划讲得好像很深奥、很玄乎，在国外，老头、老太、小学生都可以谈，社区的人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讨论规划。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是每个人的权利。城市规划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能力参与进来，中国民众的能力和意识现在也不差。如果真是缺乏能力和意识，政府和专业人士有责任开辟相关渠道，提高民众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水准。

世博会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只是点了题，要破解这道题还需务实的城市规划建设。


本文2010年5月9日发表于南方都市报，经中外对话编辑修改。

第一部分：中国城市走向衰亡 

张松，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年获日本东京大学城市设计与历史保护方向博士学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建筑学会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委员。

张传文，南方都市报记者

首页图片由Antonis SHEN摄

能源产业一直忽略真正的经营成本，将其负面影响转嫁在环境身上，导致抗灾储备少得可怜。乔治•蒙比尔特指出，现在到还债的时候了。

BP盈利吗？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很蠢。要知道，BP去年的利润可是高达260亿美元。钱都装进了BP股东的口袋，这毫无疑问。问题在于这笔钱的名目，BP称其为利润，我则把它叫做储备——企业为应对未来责任而必须作的储备。

尽管两位美国参议员写了愤怒的抗议信，奥巴马总统也发出警告，指责BP公司在对墨西哥湾沿岸居民的补偿上挤牙膏的同时却给股东大肆发钱；尽管它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这次泄漏事故中的总体责任将何等庞大，BP曾经计划今年大发红利，数额可能超过100亿美元。

然而，6月16日BP宣布今年不再发放红利，并同意拿出“200亿美元用以保障对BP应负的法律责任进行公正及时的赔付”。正如两位美国参议员六月初所说的，通过把钱“从公司帐上转到股东口袋”，BP会“让美国政府和居民的索赔更加困难”。

污染是一种“放错地方的资源”，这一说法对BP公司的利润也非常适用。每年大量涌出BP账户的钱财并非都属于它，其中包含了部分或者全部该公司没有偿付的外化成本，最终都由社会来背负。

这是不是很耳熟？在垮台的10年前，银行们也曾经获得并掌握着巨大的利润。一旦风险投资失败，它们忽然发现根本没有足够的储备来支付未来成本，不得不向政府祈求。它们把每年的盈余都算作利润分给股东和员工，实际上根本没到能够这样做的安全程度。

最近，英国政府面临着另外一个忽略未来成本造成的严重后果。新能源和气候变化大臣克里斯·胡尼透露，英国政府未来三年要付出的核能退役基金比预想要高出近60亿美元。这一下抵消了政府宣布的财政缩减数额的三分之二，“吞”下了能源部的大部分预算。正如胡尼所说：“这是近利主义的一个经典例子，由于短期决策的失误，致使纳税人不得不支付高得多的长期成本，这个例子实在再好不过了。”

核能产业强加给社会的退役基金，和化石燃料产业比起来只是小巫见大巫。这些基金中包括但不仅限于必须用于气候变化行动的款项。联合国估计这一花费为每年500亿到1700亿美元，但去年英国科学家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个估计数字大概还应增加两到三倍，因为它只计算了一小部分可能发生的影响。

联合国雇请Trucost咨询公司对世界3000家最大的公开招股公司的环境成本进行估算。尽管报告要到10月份才能出来，但今年早些时候《卫报》发表了其中期成果。Trucost公司估计这些大企业2008年造成的环境损失为2.2万亿美元，相当于其当年利润的三分之一。即使如此，这个数字似乎也有些过低了，因为报告草稿并未计算除了气候变化外的其它长期成本，也没有计算环境变化更广泛的社会成本。

2006年，新经济基金会的一篇论文使用了政府的碳排放成本数据，计算出壳牌和BP的环境责任。论文指出，尽管两家公司的利润有370亿美元，但同年的环境成本却高达690亿。这次深水地平线油井泄漏事故的破坏性要大得多，最终的损失也将远远超出临近油井产油的价值。

石油公司造成的环境成本包括人身伤亡和物种灭绝的损失，而这是无法计算的。即使可以计算，你也不能指望石油公司会负起责任。他们可能没本事控制漏油，但在逃避责任上可是行家里手。深水地平线油井属于Transocean公司，登记在马绍尔群岛。大多数石油公司都玩弄同样的花招：把油井和油轮登记在政府软弱、缺乏国际联系的小国家，换句话说，这些国家没有对它们进行管理的能力。

旗子表示的不仅仅是油井和油轮的登记地，他们还清楚地代表着被推卸的责任。如果那些政府有力的国家真的打算解决污染问题，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强迫石油公司在其主要利益所在地登记。

美国的律师们正在吹得天花乱坠，期待着所谓“我们在这个国家取得的最大进步”的前景。由于BP面临的罚款和赔偿超过其收入，一些金融分析家也预言它要完蛋。我认为这些全都是无稽之谈。

1989年的埃克森瓦尔迪兹号灾难后，埃克森莫比尔公司最初被罚款50亿美元。但该公司不断破纪录的利润使其有力支付破纪录的法律费用，经过19年的纠缠，罚款最终降至5.07亿美元，只相当于它10天的利润而已。同样，在经过长达25年的“审议”之后，一家印度法院大张旗鼓地判决联合碳化物公司印度分公司对1984年博帕尔事故中的玩忽职守致人死亡负责。这里有一个大大的圈套：所谓“联合碳化物公司印度分公司”多年前已经不复存在。这招丢卒保车非常有效，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责任在一股毒气中烟消云散。

BP的保险公司这次倒了大霉，向BP投入了大量资金的退休基金也一样。但是，尽管一些人提出BP要付出400亿甚至600亿美元的代价，我愿意出一桶原油的钱来打赌：10年后这家公司还会照样存在。其它任何东西（包括被它破坏的生态系统、渔业和旅游业以及宜人的气候）都可能崩溃，但BP不会。和银行一样，它太巨大了，所以不会完蛋。所有代价都会由其他人来承担。

我们可以找到替代方式，但无法具体化。挪威没有把石油收入作为利润，而是作为一种储备以应对更严峻的未来，各国政府也应该强行向本国境内的石油公司征收退役基金，这笔钱应该反映经济学家可以计算的成本，再加上我们无法预测的意外支出。

这可能会冒犯一众石油公司，因为退役基金会让很多家公司赔本。但对此的回答只有一个：现在被当作利润的钱根本就不是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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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格拉宾在其新书中探讨了中国在环保和发展两者间的复杂关系。在此，他与奥利维亚·博伊德讨论了怒江大坝建设被叫停一事，以及云南的经验教训。

奥利维亚·博伊德（以下简称博）：作为一位驻美国的环保人士，为什么2004年的怒江大坝修建项目被叫停吸引了您的注意？

埃德·格拉宾（以下简称格）：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我想知道，中国政府在有充分的能力做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事的时候，为什么会自觉自愿地停下经济发展的脚步。显然，这并不能用“独裁政权”来进行解释。如果这只是中国发生变化的一个例子的话，那么我是否还错过了其它什么出乎我作为一名外国人意料的变化呢？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知道怒江流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我想知道政府会不会因此而对这一地区另眼相看。也就是说，针对重要的生态地区制订了哪些规划，有哪些规划还没有制订。中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怒江将来是否会变得像其它地区一样，还是会继续保持其特殊性？

围绕这一课题，我阅读了大量的文献。我认为怒江迟早是会修建大坝的，这只是叫停而不是禁令。这促使我在发展推进之前前往这一地区，去看看那里危在旦夕的河流、流域、人民以及动植物等。

博：政府仍然出台了怒江的大坝建设政策。云南大坝的修建和环境的保护真的不能共存吗？

格：我认为目前它们是共存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两者还能继续共存。国际和国内环保组织对大坝表示强烈抗议才促使其被叫停。当地各级政府对于叫停极力反对，认为这与水利发展背道而驰。如果他们有办法的话，他们今天就会想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但是，与环保和发展等其它方面相比，水利发展更多地是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因此中央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有充分的政治权威让叫停持续下去。而且叫停现在依然有效。

最初的计划是在怒江建设13座水坝。现在，计划建设数量被缩减到四座。问题是，四座大坝是否会造成与13座大坝相同的危害？这点没有人知道，因为公众无法看到那些能够解答人们疑问的环境文件。好消息是，政府目前还没有做出取消叫停的举动。

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中国、东南亚、以及第三极地区之间严重缺乏沟通。在一个人们之间互不交流的环境下做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水利发展需要充分考虑周围环境。不仅仅要考虑中国的需要，还要考虑下游国家的需要。对于越南的水稻种植行业、或者是老挝和柬埔寨的农业生产部门而言，他们无法从云南引水。除非就地区水域问题展开对话，否则要想取得进展非常困难。

博：您认为导致怒江建设项目被冻结的运动是具有针对性的呢，还是能够为中国其它项目抵制运动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模式？

格：简短的回答就是没人知道。但是，因为叫停是2004年的事，所以有些内容需要加以补充。其一就是中国领导人逐渐意识到气候变化以及对抗气候变化的绿色经济的重要性。这条学习曲线具有深远的影响，而大坝被叫停时却不具备这点。

从2004年起，中国的民间团体也有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环保组织更多了。这些组织在就大坝问题或中国发展中的所有其它方面的问题对政府施加影响，促使其在制订环境政策时采取更加环保的立场时有了更多的选择。也有更多的居民开始关注这些问题。

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壮大。许多学者认为，不出五六年，中国的中产阶级将在数量上超过整个欧盟的人口。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其政治力量也随之增强。人们有了足够的钱和时间来关心他们生存的空间。问题是，随着中产阶级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他们将会要求采取多大的举措？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博：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还为云南带来了更多的旅游者。这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格：多数世界旅游预测都认为，在今后的七八年里，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大国。2004年，云南共接待了6100万旅游者，远远超过世界第一旅游胜地巴黎的旅游人数。在这6100万旅游人数中，外国游客仅有100万，而其余的6000万则来自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他们现在有了足够的金钱和时间来走遍祖国山水。这些数字已经是五年前的陈旧数据了。

在云南深处的偏远乡村，旅游业所产生的影响还微不足道。而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地区，最为明显的就是云南的第一大旅游胜地——丽江，旅游人数远远超过当地的接待能力，并且还在不断地增长。为了应对这种高速的增长，当地正以最初的世界遗产为核心向外扩张。在城郊的卫星发展区域进行传统建筑的原真性复制。只要符合联合国最初的世界遗产建筑标准，所有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建成的卫星建筑都仍然符合规定。尽管这些建筑的历史仅有两三年，而不是200年，它们仍然算是丽江古城。

博：您在云南度过的日子让您对环保的看法产生了哪些挑战？

格：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来看，我们倾向于把我们的自然放在一边。我们或许是在对它进行保护，但是，除了节假日的时候，它无法与人类进行正常的互动。因此，美国人去国家公园游玩，以摆脱城市的喧嚣。而在中国却截然相反。连专家都不知道中国的受保护地区范围内究竟住了多少人。我所看到的最可靠的数字是大约3000万。中国人对此很满意，因为这与他们的人与自然相生息的理念相符。所以，这对美国的保护主义者或研究人员而言是一种挑战。

博：云南正试着在普达措推广国家公园的模式。这在中国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格：随着事情的进展，一切都会明朗。中国的保护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从联合国引进的、我们所说的生物圈保护区模式为基础的。这种模式非常不鼓励人们进入保护区的核心地带。那里被认为是关键地区，任何人不得进入。而越靠近其外围，人类使用的自由度就越高。而在其边缘地带，你可以建一些宾馆，开发一些旅游经济。而在保护区被划定出来之前人们就已经住在核心区域的情况下，这种模式显然具有局限性。

所以，中国正积极地进行美国国家公园模式的试点，看其是否适用于中国，即在保护核心区域并向游人开放的同时，允许旅游区的适度发展。就像生活中的任何事一样，这一模式与现实情况并不吻合。事实上，在中国的保护区内到处有人居住。而这也正是为什么国家公园模式难以实施的一个原因。这不仅仅是自然保护区系统的问题，更关系到农牧民赖以为生的生存空间。你不能对他们进行强制安置。那么你怎么才能让那些人靠放牧、拾柴等一切手段来维持正常家庭生活的同时在一个可持续的水平上继续生存下去？

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将其作为试点项目的原因。如果经过若干年试验后，其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得到了解决，那么中央政府或许会把这个模式在其它各省进行推广。但是除非能够证明该项目在中国不同的地区获得多次成功，我不认为政府会采纳国家公园试点项目。这实际上是件好事，因为中国在采取稳妥的行动，也许在这一过程中，能够理顺其中一些问题。

另一个令很多外国人无法理解的问题是，中央政府希望看到的跟地方政府实际落实的之间是有差距的。北京或许提出某个要求，但是未必就一定能够得到结果。

博：您书中提出了一个理念：“有中国特色的保护”。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格：从根本上来讲，中国的另一条途径或许是放弃一些从西方国家引进的保护模式，而把重点放在来自本土的一些具体的理念上。这些理念很多都是建立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并且继续在中国的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之一也许是社会团结，这是中国社会热点话题的一个主要特征。目前在中国的保护模式中，或者在政府同主权国谈判中，社会团结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这一理念能够被更清晰、准确地使用，那么或许可以使中国行政体系的内部沟通变得更加透明，使中国同邻国的沟通更加透明。

另外一个例子或许就是怒江的水利发展。在最初的大坝建造提案中，经济发展的地位显然被置于了环境保护之上。但是当地居民不可能从水利发电项目中受益，因为他们已经有电可用了。生产出来的电力将被销售到下游地区以促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如果你运用“有中国特色的保护模式”，你或许不用建造多少大坝，可以通过发展，而不是通过将电能销售到全球的电力市场来为当地居民创造利益。


埃德·格拉宾：美国亚利桑那州普利斯考特学院环境研究项目硕士研究生项目主任，并负责教授环境研究项目的本科生课程。其最新著作题为《蛟龙与怒江的邂逅》。此处阅览该文节选。

奥利维亚·博伊德：中外对话助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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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使云南融入到全球经济的大潮中。然而，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却让环境付出了一定代价。埃德•格拉宾撰文探讨农村转型的环境动力学问题。

[本文节选自由Island Press出版的《蛟龙与怒江的邂逅》一书。本站经授权予以发表。]


当邓小平做出决策，认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时，他同时还意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必须从最有可能成功的地区开始。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已经基本具备进行国际交流和商业往来所需的基础设施。因此，这里成了首选之地。而中国西部地区还需要等待更好的时机。

云南一等就是二十年。在这几十年里，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几亿人口脱离了贫困，并逐步崛起。一亿五千多万的农村人口涌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厂打工，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然而，农村地区劳动力人口向城市地区的流失只能加剧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的社会差异。

1999年，北京方面宣布了一项解决方案，即“西部大开发战略”。时任总理的朱镕基是这样概括这一计划的：它将“增强民族团结”，“确保社会稳定”，并将“增强对边界防卫的管制”。然而，朱总理措辞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

对云南而言，西部大开发意味着其作为边疆时代的终结。边境地区将变得更加现代化，贫困将会减少，收入和教育程度都将会得到提高。省级政府不会仅仅为了旅游而刺激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而言， 西部大开发将会缩小东西部贫富差距，减缓劳动力的流动，并刺激国内消费市场，从而大大降低对向世界其它地区出口电脑、玩具、及家具的依赖。

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不仅使国内获益良多，同时其影响还将跨越国界。从封建帝国主义时期到共产党领导的时期，边境地区一直都充当着中部帝国与外国影响之间的隔离层。政府一直秉承着闭关锁国的传统；西部大开发就好似在这些密不透风的围墙上打开了天窗。大量通往其东南亚的邻国的公路、铁路、以及输油管道/输电线路的修建使云南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

想要掌握西部大开发计划在云南的具体规模、发展速度、以及模式很困难。我们先从公路说起。2006年到2010年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每年修建并铺设各级公路达18万公里。而与此相比，美国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约为7.6万公里。我在云南亲眼见证三个镇子从“无路”到“路通”的转变。您可以想象一下步行、骑车、或者搭上一辆拖拉机走在绵延不断的铺好的公路上的感觉。人们现在可以将他们的茶叶或蔬菜卖个好价钱。孩子们可以在完成六年制小学教育后继续接受教育而不必再花费住宿费用。

而修建公路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却是另外一回事。政府耗资数百亿元用于公路的建设。不出十年，云南与西藏、缅甸、越南、泰国、以及印度之间将通过的现代化高速公路相衔接，并且很快就会有公路直接通往三个不同国家的海港。云南省从古至今从来没有通往海岸的道路，但是，这种情况将一去不复返。

在云南修建铁路的造价一直以来都很高昂。当地属于山岭地貌，因此建设成本很高。但是，现在中国正投入大量资金。西部大开发计划完成时，昆明将通过三条新建铁路与新加坡、印度、和拉萨等地实现贯通。其中一些铁路集装箱运输的货物包括贵重金属和工业矿产等。云南拥有中国最大的铅矿、锌矿、以及磷酸盐储量，其中大部分仍然深埋地下。也从未有现代化运输体系来帮助这些矿产走向市场。

而至于水坝，在云南省境内的三条主要河流——怒江、澜沧江、及金沙江上提议建设的水利项目就有33个。任何一位观察家都能算一下，云南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的电力。那么，为什么要建设如此多的水力发电能力呢？二十世纪中期，人们对于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或哥伦比亚州的河流也曾问过同样地问题。在这些河流上修建的大坝所发的电大部分都被输往了加利福尼亚州。如果不是这些电力，加州就无法成为世界第八大经济体。

西部大开发的水利企业会将一部分云南流域生产的电力销往曼谷和河内，以促进当地的增长。而剩下的将会被输往中国东南部地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下一阶段的任务就是实现云南与广东、以及远在中国另一边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大城市之间的贯通。此举将创建一个横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部地区的欧洲模式的共同市场。中国国东部沿海地区将建设20个西雅图大小甚至更大的航运港口，设计规划也已起草完成。让人不禁感到讽刺的是，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的终极目标竟然是“走向东部”。

云南各族人民如何在即将到来的变革中安身立命？当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正在“重塑一个中国”的时候，环保主义者如何才能给予云南人民和当地的自然以支持？西部大开发将会遏制生态的恶化、促进生态建设。但是，这句话的中文含义却相当模糊。我相信，这句话所掩盖的要比其所揭示的多的多。“生态建设”的含义相当宽泛。它的意思可以是在怒江修建13座水坝，也可以是几乎不修建大坝。在中国，绝对不修建大坝是不可能的。

而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发展，而是在于如何发展。一种方式就是在西部大开发项目中融入基本的环境规划措施，但是这种方式大规模实施的可能性不大。当然，得到有关大坝的信息在政治上存在问题。此外还缺乏公路建设项目的详细资料。尽管中国法律对此有明确规定，但是就我所见，新开通的城镇公路中没有一条进行过环境评估。此外还有迹象表明，公路的设计和施工质量极为低劣，很多公路甚至无法全年使用。

一些基本的保护生物学原则同样可以对西部大开发计划产生指导意义。生态规划能够影响铁路和高速公路的选址，从而降低栖息地的减少，使象群和猴群的数量不会面临灭绝的危险。然而，正如综合环境评价一样，保护生物学还无法在中国的大型规划中发挥重要作用。公路、大坝、以及输电线路的建设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开工了。

《象之退隐》是一本关于中国环境史的权威调查。在该书的结尾 ，作者马克·埃尔文试图探究在长达三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对于自然所特有的态度为什么可以对导致环境破坏的力量起到遏制的原因。但是他却找不到任何持续发挥作用的原因。

然而，埃尔文却发现，纵观人类历史，人们对于稀缺资源的争夺屡见不鲜，中国也不例外。“当面对权利的短期抉择时，一些本来更加有利的长期模式却显得无足轻重。”当国家拥有了实力和影响之后，其对外扩张以控制更多资源的压力往往超过了对环境的长期保护。

也许云南会有所不同。也许西部大开发计划能够保持云南生态的完整。而找到答案的唯一方法就是探究那些边远乡村及保护区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事件，与不断增加的中国保护运动领导人进行面谈，并且在恰当的时机提供帮助。


埃德·格拉宾，美国亚利桑那州普利斯考特学院环境研究项目硕士研究生项目主任，并负责教授环境研究项目的本科生课程。其著作有 《鬼熊：探究生物多样性危机》，并编著了《环境政策及生物多样性》一书。

本文摘自其新书《蛟龙与怒江的邂逅》，本站经许可予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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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政策转变再次给了造纸工业巨头在贝加尔湖倾倒有毒排泄物的自由，王秋霞和张亚东报道。

2010年初，俄罗斯总理普京推翻了2001年的一项禁令，新的法律将允许在贝加尔湖中倾倒有毒工业废料。这将使已于2008年停产的纸浆厂重新运行并向贝加尔湖排污。

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深和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拥有世界上种类最多和最稀有淡水动物群。然而，贝加尔纸浆造纸联合企业一直威胁着这一自然珍宝。2010年4月，中国达尔文自然求知社、绿色龙江、乐水行以及无国界河流网络4个环保组织的代表前往贝加尔湖，对周围生态环境进行考察。

民间环保组织“贝加尔湖波澜（Baikal Environmental Wave，以下简称“波澜组织”）”位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上世纪九十年代成立以来，“波澜组织”青一色的女将们一直在对抗贝加尔湖最大污染源——贝加尔湖联合纸浆厂。2010年1月29日，“波澜组织”遭到政府“洗劫”，当地警察以“打击盗版软件”为由，强行没收了办公室的电脑。

“那只是一个借口，” “波澜组织”负责人玛琳娜（Marina Rikhvanova）说，“警察拒绝查看我们提供的软件授权证书，政府的目的在于使我们无法工作，不得不停止一切反对1号决议的行动。”

玛琳娜所说的“1号决议”，是指2010年1月13日，俄罗斯总理普金签署的《关于贝加尔湖保护区核心生态区人类活动规定的修正案》。“1号决议”取消了过去在贝加尔湖保护区，“污水无法处理后排放的企业禁止生产纤维素和纸制品”的规定；同时允许污染物堆放、填埋在贝加尔湖湖岸上，甚至允许焚烧废物。这一决议直接为保护区最大的污染源贝加尔湖纸浆造纸联合企业打开了方便之门。

被誉为西伯利亚明珠的贝加尔湖，宛如一弯新月镶嵌在俄罗斯东部边境葱茏的山岭间，中国考察小组在4月中旬抵达贝加尔湖的时候，湖面还结着厚厚的冰，澄澈的天空把莹白的冰面淡淡上了一层蓝，日光与湖面疏松的冰沙私语，让人忍不住停下脚步去聆听这份安静。然而，在墨绿色的山脉和淡蓝色的冰面相接之处，两个巨大的红白相间的烟囱正不断地向天空排放着气体，把周围一小块天空都笼罩在阴霾下。那里便是“明珠上的污点”——臭名昭著的贝加尔纸浆造纸联合企业。

贝加尔湖纸浆厂始建于1966年，当时主要产品为人造丝，用于制造军事战斗机轮胎。冷战结束后，工厂将粘胶纤维纸浆作为主要产品，其中95%的产品销往中国。俄罗斯最大财阀杰里帕斯卡拥有贝加尔湖纸浆造纸联合企业25.1%的股份（他曾拥有绝大多数股份，但在3月将企业的四分之一卖给了纸浆造纸公司“大陆投资”），俄罗斯政府持有剩余股份。2008年，由于经营不善、污染严重，无法遵守2001年的新排污禁令，纸浆厂被迫关闭。直到今年年初，纸浆厂又开始调试设备，准备重新运行。

贝加尔湖纸浆造纸联合企业的存在，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居民健康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纸浆厂生产期间，每天向贝加尔湖排放12万吨废水、数千吨废气，至今累积了600万吨废渣。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为氯化物。这些氯化物造成了湖底130平方公里的污染区。

绿色和平在2003年做的对贝卡斯克镇环境影响的调查中，不仅在贝加尔湖中浮游植物和动物体内发现了二噁英，在当地居民制造和食用的牛奶、黄油和其它食品中也发现了高于安全标准2至3倍的二噁英。废水中的二噁英和呋喃消解速度极为缓慢，易在生物体内聚集。这个问题被认为是引发了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贝加尔湖海豹免疫系统和生殖系统障碍，导致大量海豹死亡的罪魁祸首。

有人怀疑纸浆厂同时造成了贝卡斯克镇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我们要求政府部门公布最近几十年的癌症病例数据报告，但是被告知这些资料不公开。”玛琳娜说。

2008年，纸浆厂才因为财务和环境等诸方面的原因被迫停产。时隔两年，正当贝卡斯克镇政府、NGO、科学研究院等积极筹划如何解决纸浆厂遗留的劳工和环境问题，俄罗斯总理普金在今年1月份颁布了《关于贝加尔湖保护区核心生态区人类活动规定的修正案》。普京解释说，贝加尔湖地区的生态环保当然很重要，但同时更应考虑贝加尔湖造纸厂停工后工人们的就业和生计问题。但是，上世纪60年代的设备和工艺真的能解决当地人的生计吗？

在只有约16000人口的贝卡斯克镇，贝加尔湖纸浆造纸联合企业在很长的时间里是这里唯一的经济支柱。纸浆厂员工曾一度多达2200多人。根据镇政府2008年的报告表明，纸浆厂生产占镇GDP的84%，税收占60%，雇佣1300名员工（包括外来工人）。但这个工厂早就发不出工资，工人们纷纷计划另谋生路。中国考察小组在镇政府门前遇到了一群集会抗议的原纸浆厂工人。他们集会是为了得到纸浆厂拖欠的失业补偿金，好有本钱开始从事别的行业。他们表示不想回纸浆厂工作。

据官方统计数字，在2008年停产之前的员工中，贝卡斯克镇本地居民占45%，多为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纸浆厂关闭之后，有些家庭离开贝卡斯克镇到别的城市谋生。2009年的数据表明，纸浆厂的失业人口下降到551人。

普京总理为工厂重新开工扫清了最大的法律上的障碍，纸浆厂也从今年年初投入了紧锣密鼓的试运行。他们采取的第一个动作，是把原来开放式的排污设施封闭起来，由外部无法获悉工厂内进行什么样的改革。考察小组在前往贝加尔湖的前一周向纸浆厂发出公开信，要求进入参观工厂生产设备和治污设施。但纸浆厂用各种借口拒绝我们进入厂区参观。

有一次，纸浆厂经理秘书在电话里慌张地跟我们说：“厂子出了爆炸事故”。这次不是借口。4月21日，我们在离纸浆厂约2公里的贝卡斯克镇政府大楼前闻到了刺鼻的气味，空气有一点淡淡的黄绿色。玛琳娜的线人说，纸浆厂购买了氯气用以漂白灰纸浆。但由于设备太陈旧，装氯气的罐子爆炸，引起泄露。

不仅如此，有证据表明，纸浆厂在试运行期间有偷排污水的行为。贝加尔湖波澜向镇政府提出要对总排水口进行检测，但政府部门却说，排水管是私人设施，不可以随意检测。紧接着，警察就没收了波澜组织办公室的电脑。

斗争还在进行。俄罗斯NGO联合“绿色和平”、WWF，形成了保护贝加尔湖行动网络（Baikal Activity）,并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保护贝加尔湖”请愿活动，反对纸浆厂的重新运行。俄罗斯科学家也联合起草了给普京的请愿书，呼吁阻止在贝加尔湖核心保护区生产纸浆。

我们看到纸浆厂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陈旧的建筑正镇定自若地冒着烟。纸浆厂的业务员正前往中国，为他们的新产品寻找买家。一旦找到市场，生产就会突破一切阻力重新开始。


王秋霞是北京环保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项目官员。

张亚东是黑龙江省环保组织“绿色龙江”总干事，Rivers without Boundaries中国协调人。

首页图片由王秋霞摄。

华盛顿在BP等外国石油公司面前挥舞着大棒，却为本国企业撑开了保护伞，兰蒂普•拉莫什警告说，我们注定要重复历史性的错误。

奥巴马总统因为墨西哥湾的石油泄漏不断惩罚BP，但他下半年访问印度时，是不是也应该会见一下博帕尔的居民呢？BP的泄漏事故导致11人死亡，海洋生物身上沾满石油； 1984年的博帕尔曾经被乳白色的毒云所笼罩，数千人死亡，然而，四分之一世纪后这些化学物质仍然在源源不断地渗入地下水。

联合碳化物公司（工厂的美国业主，现在是陶氏化学公司的一部分）赔偿给受害者4.7亿美元，但这只是它从保险公司获得的现金部分，而且这一过程花费了17年。所谓的规则，对它是一套，对别人又是一套。

奥巴马希望“英国石油公司（BP）”一点一滴地为“深水地平线”石油泄漏事故付清赔偿。为了确保BP领会这一信息，他表示支持国会关于把责任上限从7500万提高到100亿美元的计划。这都是现金。

尽管美国对外国企业挥舞着大棒，却为本国在海外的跨国公司张开了保护伞。在博帕尔的个案中，美国拒绝了印度印度沃伦·安德森的要求，这位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前总裁曾经承认对事故负有“道德责任”，但在印度的监狱里呆了一小段之后他就改了主意。2010年6月7日，在事故过去整整26年后，人们只看到当地的印度管理者被起诉。

事故是当年的事情。但在印度口口声声自称新兴大国、要重塑世界的今天，它是否能在美国面前昂首挺胸？一位所谓更有道德的美国总统是否应该把外国人的生命看得和美国人一样宝贵？显然都不是。

至今印度在美国面前仍然唯唯诺诺，尽管美国肆无忌惮地把追求商业利益置于其他人的生命之上。德里已经推迟通过核法案中的一项责任追究条款，该条款允许对泄漏灾难中存在过失企业进行起诉。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为了换取外国企业和政府的投资而草菅本国人民的生命，实在是匪夷所思。在核破坏法案的国内责任规定下（主要是针对和美国间争议巨大核协议），核事故的善后花费最终要由印度纳税人自己买单。

当然，印度对这个核交易可谓不顾一切，它将帮助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唯一一个可以拥有核武器和核技术交易的非常任理事国。但代价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终于知道了。

华盛顿很清楚地要求印度降低责任的标杆，这样美国大企业的股东们就不用被迫为那些致命的低级错误付款。因此，将来印度的受害者只能在本国的司法系统内寻求赔偿，就像1984年事故中那些失去生命、挚爱和健康的可怜人，他们在法庭上耗费了漫长的岁月，得到的只有越来越渺茫的希望。

德里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法案，国际供应商们就不愿意进入印度核市场。但俄罗斯不是已经同意了吗？德国也接受了无上限的核责任。即使美国，核游说集团也接受了100亿美元的上限。

在博帕尔事故之后发生的事情，是比事故本身更大的一件丑闻。尽管德里笨头笨脑，但美国还是应该承担大部分责任。和对BP不同，华盛顿并没有因为之前的死亡事故而威胁美国企业，而是积极活动以保证未来可以逃避责任。奥巴马政府并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意味着我们注定会重蹈覆辙。


来源：www.guardian.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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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为《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的推行喝彩，将其视为中国环保的转折点。但是，两年后，此法却几乎被人遗忘，霍伟亚如是说。

去年5月，“中外对话”组织过一次访谈，探讨中国执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下称《办法》）一周年来的得失。民间环保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当时说：“《办法》实施后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企业在环境信息公开上几乎无所作为。”

中国企业家不爱公开环境信息，但在环保宣传上却很积极。他们在公开活动中从不质疑保护环境的必要性，也不否认企业的社会责任。

“中国绿色公司年会” （下称“年会”）是这些企业家成立的环保讨论平台。从2008年首届年会开始，企业家们不停地向公众传递他们的关注重心，话题从“绿色竞争力”到“绿色变革”，再到今年第三届年会的“绿色进化”。

今年四月底发布的“中国绿色公司百强榜单” 是该平台“进化”三年的成果之一。榜单由年会主办方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旗下的道农研究院发布，其首席专家杨鹏撰文说，该榜单是“向世界推荐在绿色转型方面最有眼光、最有责任担当和最有行动能力的绿色领袖企业。”

但发布榜单时杨鹏透露，榜单评选专家组在对近1500个企业样本进行分析时发现，中国企业还没有习惯披露数据，企业环境方面的数据非常残缺，这是做榜单最大的困难。

但企业家在表达环保热情上从不吝啬。

参加今年年会的企业家总是大谈如何从自身做起，保护环境。从事英语教育的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俞敏洪说自己有尿频习惯，为了不浪费水资源，晚上小便时不会冲马桶，而是和第二天早晨的一起冲掉；做投资的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极力推荐太极拳，认为练太极拳仅需要几平米的地方，是最环保的运动方式。个别企业家也抛出极端言论。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年会前宣称，做电子商务就是为了消灭纸张；而制造空调的远大集团总裁张跃曾公开表示，他的目标是消灭空调。

2004年，100位企业家成立了民间环保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工作内容从治理沙尘暴到设立生态奖项，现在又拿出资金资助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个别企业家开始拿出资金建立非公募基金会参与环保。如“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发起者之一、地产商冯仑2008年发起的“万通公益基金会”。他模仿美国由企业家发起的公益基金会运作方式，期望万通公益基金会能独立运作，不受企业影响。

公开表达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亲自参与环境公益活动，为参与此事的中国企业家赢得了良好的公众形象。但这些行为掩盖了一个事实：企业家的环保言论或公益行为与企业本身是否绿色，不是一回事。很多事实显示，中国企业的绿色进化还停留在企业家嘴上。

2009年英国慈善团体碳披露项目（CDP）中国报告认为：“关于碳排放的数据搜集与管理，将成为中国公司低碳之路的主要障碍之一。”

CDP每年都向几千家企业申请碳信息披露。中国的咨询公司商道纵横从 2008年开始与碳披露项目（CDP）合作，向100家市值最大的中国上市公司发出碳信息披露请求。2009年仅有11家上市公司填写了问卷，18家上市 公司提供了相关信息；而2008年有反馈的企业数分别是5和20。尽管情况在好转，但比例依然很低。去年10月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针对位列世界500强和 中国上市公司100强企业做了调查，报告显示18家公司下属的25家工厂无一在《办法》规定的时限内公布污染物排放信息。

2006 年起，“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先后发布并持续更新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收集了2004 年来中国官方公布的各种环境信息。截至2010 年3 月，两个数据库收集的企业环境监管和处罚记录超过58000 条。“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克服披露缺陷香港有责》确认，通过分析他们的污染地图汇总的数据，截至今年3 月1 日，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中共有175 家企业存在可公开获取的环境违规记录超过750 条。

中国企业只绿化形象不绿化核心业务，有其原因。企业知道，真变绿需要多花钱，而仅仅把形象变绿就便宜得多。所以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年会上说：“如果找不到绿色的商业模式，一切都是口号。”

改变这种状况的一种有效方法是，让企业变绿的同时有钱可赚。所以中国政府和学界将绿色发展看作解决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的良方，正在从不同层面给予支持。这对企业来说是一根萝卜。

今年年会的绿色金融分论坛上，做投资的数位企业家信心满满地说，投资绿色有钱可赚。但如果政府不转变思维，推动绿色发展，这个萝卜就不起作用。

中外对话副总编刘鉴强的文章《中国环保的“胜利”被戳穿》说明，个别政府部门在发布环境变好的假信号，等于变相为污染企业辩护。这无疑会减慢中国企业绿色进化的步伐。

很多环保人士将企业变绿的希望寄托在《办法》上，因为它有利于公众参与，进而监督企业污染。马军在4月接受一个访谈时说：“《办法》奠定了基本环境信息公开的法规和政策基础。”但两年来，企业的信息公开乏善可陈，并没有企业真正依据《办法》披露信息。

今年《办法》两周岁时，中国媒体连庆祝它“生日”的兴致都没有，仅有“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发布了本文提到的报告，政府方面也没有动静，《办法》似乎已被遗忘。

如果不能用萝卜诱使企业自发变绿，《办法》又失灵，公众不能给企业施加变绿的压力，中国企业的绿色进化可能只会停留在“洗绿”阶段。


霍伟亚是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副主编。

首页图片为2009年绿色公司年会的宣传海报，来自道农网。

有一种全新的创新形式，可以让已有技术发挥和新发明一样的作用，田大卫、金珺和陆泰来认为，这可以大大增强我们对抗气候变化的能力。

大型水力发电、大型太阳能光伏、大型风能……说起中国的低碳技术，通常关注的焦点就是这些。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创新，从云南的农业合作，到北京农村的刨花秸秆，再到杭州和深圳只用盐和水的空调。对于中国乃至世界低碳经济和社会的构建来说，这是更加光辉的范例。

中国的低碳创新是一个具有全球性意义的问题。这不仅因为中国经济整体的碳足迹规模巨大且日益增长，而且也因为中国惊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意味着低碳创新发展和推广的独特良机。中国的科学和创新能力也在迅速提高，而且由于2008年的金融风暴，中国日益扩大的地缘影响显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中将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

然而，我们决不能忘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知道，美国经济（更不必说军事了）相对其它国家仍然占有压倒性优势，经济规模是中国的两倍多，而人口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夸大中国目前的科学和创新力量。

尤其是高技术创新能力，这一能力无疑正不断提高，但在大多数部门仍然相对低下。尽管（或者说正是由于）能力低下，中国目前的低碳创新相关政策大力强调的是高技术创新。当然，这种强调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比如中国的全球性太阳能光伏企业和先进的煤燃烧技术。但只靠这些，即使在已经广泛采用的地方（况且中国90%的光伏都用于出口），也无法实现所需的低碳体系整体性转型。

有一种形式的低碳创新能带来无法想象的机会，这就是经常遭到忽视的“颠覆性创新”。颠覆性创新挑战者我们关于创新的许多常识。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管理学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提出， 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 (NESTA)在一份报告中将其用于低碳创新。根据他们的定义，颠覆性创新即“更经济、更易于使用的现有产品和技术的替代品，通常由非传统主体向以前被忽 视的客户提供”，并/或在全新的背景和组合下使用，与技术发展的既定轨道相反。颠覆性创新的效用可能达不到既有定义中的“最尖端功能”，但却具有截然不同 的用途，服务于被忽视的用户。

英国皇家工程院3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必需的低碳转型时间的极度急迫，“只有已知的低碳技术才能为2050年目标的达成作出巨大贡献，它们已经进入市场、接近市场或者接近大规模应用”。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已有的技术。

但是从只是利用既有技术的颠覆性创新角度来说，这个气候影响的最大化不能被局限于对这些技术的现有利用和熟悉的行业定义。颠覆性创新提供了一条切实提高低碳技术社会影响的潜在路径，不需要依赖根本性的技术升级。

这一观点在中国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因为中国的高技术低碳创新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主要低碳技术的知识产权仍然掌握在OECD国家（或者说发达国家）的企业手中；而且因为中国企业已经在通过其低成本的颠覆性创新改变全球竞争的版图，就像管理学者曾明（音）和彼得·威廉姆森所指出的那样。

比如，海尔通过相对低技术的调整开发出一系列针对小规模高利润市场（包括学生宿舍和酒窖）的冰箱。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 (CIMC)通过低成本战略赢得了无与伦比的全球优势地位。其它的低成本颠覆性创新成功例子还包括奇瑞汽车、珠江钢琴、TCL电气、曙光计算机和振华港口机械。类似的企业还有很多。

曾明和威廉姆森列出的上述和其它例子并非低碳创新者（至少不全是或者还不是），但中国低碳创新者的光辉典范正在不断增多。比亚迪汽车公司利用其在电池生产和技术上的全球领先地位，开发低成本的电动汽车，已经吸引了投资界的传奇人物沃伦·巴菲特的关注和资金。皇明太阳能集团现在已经成为太阳能光热方面的全球领军者，这一行业整个被中国企业所统治。

通过针对中国市场的低成本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企业所掌握的技术开发优势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全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由于总成本可以减少70%以上，而且到2050年全球的低碳投资将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服务于这个市场不仅仅可以名利双收，获得间接资源和需求，还将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

如果能出台一项政策，大力支持中国在颠覆性低碳创新上的竞争力量，也能加速中国低碳体系的转型，以应对时间上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反过来说，由于体制、社会和文化情况的改善很难找到实现的捷径，资金主要用于提升高技术创新能力的话，将大大延缓低碳转型。

类 似的，把颠覆性创新上升为政策可以促进公众对低碳更广泛的再认识，脱离必须有昂贵设备的现有认知。这可能在低碳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埋下一个可以感知的 对立，从而导致前者的减速，但很清楚，二者都必须实现低碳转型。我们不可能也不可以强迫中国在“环境”和“经济”之间进行选择，颠覆性的低碳创新是绕过这 一错误抉择的重要途径。

最后，颠覆性创新为世界性企业的建立提供了一个最有希望的路径，仅仅简单地沿着既有道路追求高技术改进只会带来永 无尽头的“追赶”。要想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技术公司，与其专注于高技术本身，不如开发颠覆性低碳创新更加有效。这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经营战略一样具有重 要意义，而它对中国的低碳转型也至关重要。


下一部分：从范例中学习

本文为报告《破局：来自中国的颠覆性低碳创新启示》的概要。该报告由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 (NESTA)发表，作者为田大卫（兰卡斯特大学）、金珺（浙江大学）和陆泰来（牛津大学）。本网站的概述和使用经过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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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颠覆性创新报告的第二部分，戴维•泰菲尔德、金俊和泰勒•鲁克研究了中国的7个案例，并提出了供决策者参考的经验。

在中国的围棋中，一个简单的平常招式就可能大大改变形式，让局面朝着一方期望的方向变化，无论他出招时的形势如何吊诡。这一招称为“破局”，意为“打破局面”，可以大略翻译成“改变局面”。下面起个中国的低碳破局者案例可以为中国乃至更大范围的低碳系统转型带来更大的变化。

这 些中国的“破局者”们都有一项低碳创新，能够大大减少排放，推动朝向低碳社会的转型。五年内，其中的五项创新每年可以减少66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另外 两项则将成为重要的市场主体，根据我们的计算，每年减排将高达2.7亿吨。这分别相当于2500万和1亿个中国家庭的排放，占2006年中国总排放的4%和16%。

破局者简介

* 全球环境研究所 (GEI)是一家中国NGO，它为云南的贫困农民设立了一整套低碳农业体系。之前曾经有很多国内和国际项目鼓励中国农民建设沼气池，用畜粪生产沼气来做饭和供暖。但是，因为沼气池没能成功地融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其中许多已经失败或者只是昙花一现。因此，全球环境研究所设立了必要的制度化机制，使得沼气利用具有了社会可持续性，在此过程中也推动当地农户走向有机农业，从而实现了未来的减排。

* 皇明太阳能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厂家之一，这个市场在全球都被中国企业所主导。皇明的经营战略一直是寻找低成本的途径解决能源和供热问题，这就直接吸引了顾客，也不用依赖政府补贴。在此过程中，皇明也改变了其所在地——山东德州的地方经济。在当地，有90%的居民都使用太阳能，30%的企业都与这一产业相关。该集团的创立者和总裁黄明说，未来真正的挑战在于企业是否为未来几十年不断增长的需求做好了准备。

* 杭州艾硕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ISAW)的一系列产品都是建立在其总裁袁一军在“湿度”原理方面的杰出才能上的。根据蒸汽混合物不同的物理和热力性能，为空调和太阳能海水淡化等通常能源密集性极高的工作提供低成本、相对低技术和低碳的替代方式。这些创新已经吸引了中国房地产巨头万科和波斯湾Masdar生态城的注意。

* 绿源集团是中国电动自行车的主要厂商之一，也是第一家生产者。随着人们涌入不断增长的巨型城市，中国人的通勤距离越来越长，但是汽车太贵，很多时候还会发生日常性的阻塞，于是电动自行车就成为一种十分普及的交通工具。据估计中国目前有1.2亿辆电动自行车，绿源是主要市场占有者之一。由于每辆车每年可以减少相当于1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即使在限制私家车的系统性效果显现之前，这个减排数量就达到了一个惊人的规模。

* 上海攀业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也生产电动自行车，但这只是它中国产品中的一种，利用其独创的、低成本而简单的燃料电池技术。 认识到可以与现有汽车形态竞争的燃料电池车辆的最大挑战，该公司总经理田丙伦及其团队一直致力于燃料电池的创新式利用，包括为需要UPS的保证电信基站提 供备用电源。通过与意大利伙伴的合作，他们正在为其燃料电池自行车开发一个全能系统，可以在用户的家中通过自来水的高压电解产生氢燃料。

* 北京盛昌绿能科技有限公司能够将庄稼秸秆转化为燃料球，从而最大限度的提高其燃烧效率，而不是简单在地里或者炉子和锅炉里烧掉。因此，通过对现有煤炉的替代，它可以实现双倍减排。此外，燃料球工厂可以服务方圆20公里的农民，盛昌公司正在建立一个可靠的本地化能源模式。

* 北京中能环科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的 水净化系统可以实现水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高温循环。通过保持高温，通常在水冷却和再加热过程中浪费的能量就被节约下来，同时过滤后的水可以达到国家最高标 准。由于实现了高效的水循环利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用水量也就减少。能源和用水减少产生的成本节约可以让设备安装的费用在一年内就得到回收。

中国和许多其它国家目前的政策都倾向于强调高技术“解决方案”的研发。我们在这里强调的创新则表明，等待“完美”的技术是一个错误。对创新进行更广泛的解读尤其符合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这些创新更适合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

加大对类似技术的关注将有助于吸引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投身低碳创新。它还推翻了在国际合作中的一个假设，即发展中国家只能唯发达国家马首是瞻。在与伙伴的合作中，颠覆性低碳创新对中国来说是掌握主动的好机会。

首先，政策应该为这些类型的创新的发展和推广创造更多机会。中国省份的多样性和相对发达的政府架构对一系列试验的酝酿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助力，那些成功的可以得到更高层政府的更广泛支持，这一过程非常符合三十年来经济改革开放中的实干方式。目前的财政支持和建立“低碳区”的行动也可以超越老生常谈的高技术创新和研发，向颠覆性创新开放。

第 二，决策者们应该提供正确的管理方式，要充当“促成者”而非“指导者”或“控制者”。这就要求政府、创新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有新的互动方式，无论其现有的 “关系”如何。将财政和其它支持的重点从“高技术”转向定义更加广泛的“创新型”企业，也将对被排除在目前定义之外的创新型企业有巨大的助益。

第三，决策者们还可以利用低碳创新政策的机会来改善管理。传统的管理模式在低碳社会转型所需的广泛社会参与面前遭逢严峻挑战。培养中国低成本和低碳创新的内在力量，鼓励广泛的参与，将有助于提高中期管理水平。

最后，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决策者们可以充分增加国内外知识交流的机会，方法就是让结成伙伴的中小型企业参与进来，而不仅限于学界和大型跨国公司。这就需建立机 制化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新平台，反过来可以刺激大量的国际创新合作，而不仅限于研发。只要清楚地解决上述问题，发展现有的低碳创新力量，中国将在未来四十年 中引领全球的低碳转型。


第一部分：何为破局式创新？

本文为报告《破局：来自中国的颠覆性低碳创新启示》的概要。该报告由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 (NESTA)发表，作者为戴维·泰菲尔德（兰开斯特大学）、金俊（浙江大学）和泰勒·鲁克（牛津大学）。本网站的概述和使用经过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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